行者無疆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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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斯陸的海盜博物館建在比德半島上,與中心市區隔著一個峽灣。
  主要是一棟樓,不大,但一進門就見到那艘把船梢翹到半天上的海盜船,立即精神一振。這棟樓從外面看應該有兩三層吧,但里邊就是這么一個讓海盜船囂張其勢的大廳,而且仔細一看還委屈了那艘船,它當年在北國的海天間該是如何狂放舒展。
  海盜就是海盜,以此命名不是為了幽默。多少搶掠燒殺的壞事都干了,長長的年月間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為之而驚恐萬狀、聞風喪膽。挪威人對自己祖先的這段歷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榮,而是誠實記述、平正展現。這種心態很令人佩服,但對我們來說卻有點陌生。
  我在三艘海盜船的前前后后反復觀看,很想更深入地領悟挪威人的心態。進門時聽他們館長說了,挪威總人口四百萬,每年到這個博物館來參觀的卻有四十萬,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們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從種種文字看,他們絲毫沒有為海盜招魂的意思,也未曾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國道歉,這種不作道德價值取向的立場是憑什么建立的呢?
  想起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一個說法。他說人類分成三個階段演進,一是蒙昧時期,二是野蠻時期,三是文明時期。此間值得我們注意的學術關節是:野蠻相對于蒙昧是一種進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邊捕點魚,打點獵,采點野果,后來又學會了種植和造船,生活形態非常落后,應付不了氣候變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紀后期開始海盜活動,對被劫掠的地區和居民犯了大罪,但從遠距離看過去,客觀上又推動了航海,促進了貿易,擴大了移民,加強了交流。這便是從蒙昧走向了野蠻,又以不文明的方式為文明創造了條件。
  從博物館的展出來看,海盜的活動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較強蠻,有的群落則比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線也有不同的重點,例如對于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以搶掠為主;而對于俄羅斯一帶,更多的是貿易;有些群落則由于挪威難以為生,到冰島、格陵蘭這樣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搶劫和貿易,也都有人在當地定居下來。
  定居是對一種文明的進入,不管開始時的身份和態度如何,遲早會受到當地文明的同化。從他們的行為規律來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區,越是到與自己原來的生態拉開了很大差距的地區,態度越蠻橫,但正是這樣的地區,文明濃度也越高,日后對他們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敗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戰勝者。這便是由野蠻階段向文明階段過渡的環境原因。
  與環境同時起作用的是時間。有些劣跡累累的海盜終其一生無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態,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環境里定居下來,子孫們卻會變成另外一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樣的奇跡不見得會在一個人身上集中發生,但在生命繁衍過程中卻是必然。
  這么說來,難道一切惡習都遲早能轉化成正面力量?
  不對。
  為什么后世的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都沒有像挪威海盜那樣完成轉化?這就像說人由猿猴進化過來,為什么現在世上的猿猴不再進入這個進化過程?
  我想正是這種深刻的區別,使現代挪威人沒有把“海盜時代”看成“罪惡時代”,沒有為祖先的惡行而羞愧,每年愿意一再地到這里來看看。
  這種深刻的區別,在于挪威海盜的出現有一種“歷史的誠實”。在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無以為生,又不知道其他謀生方法,更未曾經受起碼的精神啟迪,他們就手持刀劍上了船。換言之,他們徹徹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蠻的荒原上,幾乎是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惡。
  正是這種“歷史的誠實”,正是這種粗礪的單純,使他們具有最大的被救贖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對他們來說是驀然初見,如醒醐灌頂。
  相比之下,后世的許多邪惡就失去了這種“歷史的誠實”。那些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還為自己的暴行編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這就不是文明演進長途中的自然順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變不了人的猿猴,永無療救希望的盜賊。
  這使我聯想起一件小事。這些年中國大陸文化市場上盜版猖撅,盜版最早就叫“海盜版”,因此在名稱上與挪威海盜有一些關聯。我一度曾寬心癡想,這些人的行徑也許能沖擊一下出版體制上的“蒙昧時代”,然后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吧,因此曾在報紙上對他們好言相勸,說如果及早改邪歸正,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生龍活虎的出版家。但事實證明我想錯了,他們不存在挪威海盜那樣的“歷史的誠實”,而是熟知文明規范,還要連篇累牘地證明被害者是如何地該殺該盜。既然文明已經被搓捏在他們手上,他們也就不會再向文明進化了。
  與他們相反,挪威海盜不大為自己申辯,因此那個時代變得沉默和神秘,差一點讓后代茫然于它的存在。千百年來這樣的群落一定還有許多,由于無法以文字語言進入歷史,歷史也就把它們刪除了。幸好挪威海盜一個小小的習慣不經意地給歷史留下了確切的痕跡,那就是當時小王國的統治者去世時常常以船載棺來埋葬,使一些漂亮的海船埋進了沙土深層,獲得了真空保存。海盜博物館里的三條船,就是從沙土中挖出來的。因為其他材料不多,這個海盜博物館的正式名稱應該多加一個字,叫海盜船博物館。
  挖掘出來后立即引起了高層學術界的廣泛興趣,這不是獵奇,而是因為獲得了解讀歷史的一個新鮮角度。正統的歷史往往過于矯飾,而另外的角度又缺少實際材料的佐證。佐證一來,當然欣喜莫名。對這種興趣我非常理解,多年來我在實地踏訪中國歷史腳印時深感許多文字記載之外的鮮活歷史被人們擱置、遺忘了。當時我就想搜集草莽文化、青樓文化、乞丐文化的材料,認為那是一片特別珍貴的文化邊緣地帶。后來由于工作繁忙,抽不出時間研究這個地帶,至今還恨恨不已。
  挪威的海盜文化卻有一批學者在認真研究,陪我參觀的館長邁克爾遜(Egil Mikkelsen)博士就是奧斯陸大學的教授,他說他周圍專門研究海盜時代的學者就有十余名。我問他最近研究的興趣點,他居然說是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北歐與佛教的關系。這當然讓我興奮,問他有什么起點性的依據,他說在斯德哥爾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據測定是海盜時代從東方運來的。另外,還在海盜船和地下發現貝類串成的項鏈,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議他不要對后一項研究花費太多精力,因為佛教反對殺生,一般不會用貝類來串佛珠,而在其他原始部落的遺物中,我也經常看到這種貝類項鏈。
  他又說,海盜時代與伊斯蘭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證據。
  我知道,館長先生一直著眼于宗教,是想進一步解析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外來精神條件。
  這種研究,既屬于歷史學和考古學,更屬于人類學和哲學。
  于是,海盜這個猙獰的名詞,在這里產生了深厚而斯文的內涵。這個小小的博物館支撐起了超越人們常規思維模式的文化反差,因此很有精神力度,虎虎有生氣地屹立在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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