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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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聽到荷蘭這個地名,我六歲,在浙江余姚(今慈溪)鄉下。
  我讀書早,六歲已二年級。那天放學,見不少人在我家里,圍在桌子邊看我媽媽寫信。原來河西老太病重,親戚們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兒子快速回鄉。
  七嘴八舌中媽媽手下的筆停住了,河西老太這兩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種東西,大家幾番側耳細聽都沒有聽明白。
  “等到她兒子回來后再說吧。”大家說。
  “不,”媽媽說,“也許她要吃的東西只有上海有,問明白了我寫給他兒子,讓他帶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媽媽說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聽聽看!”這是祖母的聲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戰爭開始后一起逃難回鄉的。
  祖母是小腳,按她的說法,小時纏腳時痛得直流淚,她母親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腳”,但走路還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廟里念經,很少出門,更不會去河西,因為那里有一座老石橋,石板早已打滑。這天,我扶著她,她把我當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見到祖母很高興,想伸手卻抬不起來。祖母連忙俯下身去,輕聲問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終究喃喃地說了。
  祖母皺了皺眉,要她再說一遍,然后笑了,抬起頭來對眾人說:“她要喝荷蘭水。”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問媽媽。媽媽只說荷蘭是一個很遠的國家,卻也不知道荷蘭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簡單地說了荷蘭水的特征,母親“哦”了一聲:“那就是汽水!”
  原來,在祖母一代,汽水還叫荷蘭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從荷蘭傳入的嗎?還是汽水本由荷蘭制造,然后別國的汽水也叫了荷蘭水?
  對此我從未考證。
  只知道媽媽寫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邊逍林鎮去寄出,媽媽特地關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誤。
  幾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兒子回來了,一到就從旅行袋里摸出一個玻璃瓶,上面封著小鐵蓋。他又從口袋里取出一個開關,輕輕一扳,鐵蓋開了,瓶里的水冒著密密的氣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湊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兩口,便搖頭,不想再喝。她兒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邊,也不再說話。我當時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還是她覺得兒子買錯了?
  當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這事早就遺忘,今天到了荷蘭,輕輕地念一聲國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記得。
  上幾代中國的普通百姓對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聞,大多是由于那時開始傳入中國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這就像,西方普通人對中國的了解也長期局限于絲綢、瓷器和茶葉。這種充滿質感的生態交流,看似瑣碎,卻直接滲透到生活底層,甚至滲透到生命底層,有著遠遠超越政治、軍事、外交領域各種大命題的深刻性。你看這位只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的老婦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個西歐小國的國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時一定不會適應,但很快就從不適應中找到了一種舒鼻通喉的暢快。這個短暫的轉變過程包含著兩種生態文化的愉快對接,后來失去了對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種遺囑般的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實更加美好。離開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實已經重新適應了傳統風俗,因此她對于那瓶好不容易來到嘴邊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搖頭。她終于沒有了牽掛,撒手塵寰,也就這樣丟棄了荷蘭。
  她以生命的結束,完成了一場小小的兩種生態文明的拉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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