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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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牙的清晨,濕漉漉的廣場上擺滿了舊書攤,很多老年人把畢生收集的書籍、古董陳列在那里,讓人選購。
  在博物館前的那個角落,一位年邁的攝影師擺出了自己拍攝的數千張舊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邊上還擺放著三臺老相機,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從自己的角度把荷蘭的歷史概括。
  見我仔細翻閱,老人兩眼放光。但最后,我當然還是讓他失望。他用英語向我嘟噥:全拿走吧,實在不貴。
  我暗自責備自己翻閱得太久了,使他產生誤會,因此躲避著他的目光。但我還是抬起頭來看著他,向他道謝。我想他應該認出,我是中國人。連他們這么小的一個國家也無法把自己的歷史圖像收入博物館,任其在博物館門外長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們中國流浪在外面的歷史符號就更多了。我們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門庭,反把人家的歷史圖像帶走?我們中國人太知道,這些歷史圖像一旦被帶走,就再也沒有回來的時日。
  中國人也許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從來沒有把別人的歷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見我要離開,又說了一句:“也可以拆開了買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這話使我心里一動。因為曾經聽說,一些企圖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滿個人情誼而又無行賄嫌疑的小禮物給國際奧委會委員,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員出生那天的《泰晤士報》,讓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發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議,我也可以在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現時的某些遠地風景?
  我連忙回頭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疊,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齊整無缺,可見至今沒有人零拆買走。從老人的生活狀態看,他未必擁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復印的技術設備。我笑著向他搖搖頭,心想,我算什么呢?一個如此平凡的生命,一個在濕漉漉的早晨偶爾駐足的過客,豈能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這位老人的平生勞作?
  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會出現一個更負責的收藏者,將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義。再等一年半載吧,老大爺。
  2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出現了麻煩,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個法律機構來仲裁?這是人類的理性之夢,結果便是海牙國際法院的出現。
  到海牙總要去看看國際法院,世界各國的旅行者都這樣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宮柵欄外,停滿了各種旅行車輛,擠滿了一隊隊來自各國的游人。
  和平宮就是國際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國企業家卡納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冥冥中加重了這棟樓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這棟樓造得莊嚴、大氣,但更漂亮的是環繞著它的巨大庭院。因此,從鐵柵欄到和平宮的主樓還有很長的距離,中間是蔥蘢的草地,遠處林木茂密。
  國際法院不是一個紀念性遺址,而是一個天天都在忙碌的聯合國司法機構,當然不允許旅行者參觀。因此,鐵柵欄外的參觀,其實只是遠眺。
  我們幾個撥開眾人,找到了第一層門衛,說我們來自何方,兩天前曾來過電話,承蒙同意入內參觀。門衛立即向里邊打電話,然后態度變得非常客氣,要我們等一等,說很快就會有人出來接引。
  出來的是一位女士,講法語,讓我們每個人把護照交給門衛。門衛一一登記了,一并歸還。女士一笑,攤開手掌往里邊一讓,我們就在各國旅行者驚訝和羨慕的眼光中魚貫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視背后,總覺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說:“干脆,神態凝重一點,裝成被告或原告模樣吧,讓那些不能進來參觀的人心里平衡一點。”
  我說:“裝不了。誰都知道,中國人從不在國際法院找麻煩。”
  又一位伙伴說:“該不會遇到米洛舍維奇吧,說不定這些天引渡過來了。”
  我說:“那歸前南特別法庭管,不在這里。這里是法院,統領那個法庭。”
  說著,已走到和平宮主樓的正門,那里站著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后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里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著我們。
  我們跟著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后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里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鐘,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里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后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復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后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才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法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里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面一間堆著各種文件和電腦,里面一間有他的大寫字臺。寬寬的落地窗前有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盡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問:你們有事干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么會想著打官司?
  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后,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
  答:幾十年來只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國,卻旋轉著表里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可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里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只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像剛才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
  這位國際大法官淡淡地說:“我不善于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于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么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由此聯想到,我在與香港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交談時聽到他的上海口音,在電視里聽到國際奧委會副主席何振梁先生的上海口音,總覺得如果沒有現代傳媒,他們也會這么靜靜地抽空漫步在上海街頭,無人注意。這是因為,這種口音帶有一種最平常的街市特色,毫無身份特征。中國最早進入市民社會的地方,把現代市民的概念最早注入到了語言中。沒有等級,沒有火氣,沒有警句,沒有哲言,不擅譏諷,也不會激烈,卻能藏龍臥虎、深不可測。
  史久鏞大法官比董建華先生、何振梁先生都長了一輩,眼光更加淡然,腳步更加緩慢。
  過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當然上海不會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你們坐在街邊長椅上對于剛剛聽來的國際新聞高談闊論,也許,背后有一道蒼老而淡然的目光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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