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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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土上,盧森堡是一個小國,在金融上,它卻是一個大國。我們想拍攝一下他們的銀行街,卻立即受到了阻攔。
  阻攔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銀行的職員。他見到我們扛著攝像機正準備作全景式的掃描,便像觸電似地箭步朝我們跑來,邊跑邊舉手示意我們停止拍攝。
  這讓我們很奇怪,因為我們站立的街口離銀行大門還有不少距離,哪有大街上不準攝影的?
  那位職員已經到了眼前,講的是德語,我們聽不懂,他又用英語說,這里不準拍攝。我們問他為什么,他搖頭不想回答。這使我們有點生氣,說我們剛才在他們的政府大廈和高等法院門口拍攝,都沒有受到阻攔。
  這時,快步走過來一位戴眼鏡的先生,自稱是總經理,態度非常客氣,用法語和我們交談,我們希望他說英語,但他用生硬的英語所講的一切過于復雜,我們聽不明白。
  于是,由兩位伙伴與他們作語言上的廝磨,我和別的伙伴讓過一邊,猜測他們禁止我們拍攝的理由。
  猜測的第一個理由是,銀行有自己的尊嚴,我們未經他們許可就擅自拍攝,對他們不禮貌;猜測的第二個理由是,現今世界上多的是銀行搶劫犯,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把銀行的大門、窗戶遠遠近近地拍攝一遍,誰能擔保與今后某些搶劫案無關?
  …………正待再想幾條理由,突然來了一位我們前天認識的當地朋友,他在幾種語言上都嫻熟無礙,只與總經理聊了一會兒便笑著轉過身來告訴我們:“只有一個理由,他們是為了保護出入銀行的顧客,保證他們不被攝人鏡頭。”
  初一聽有點吃驚,但不到幾秒鐘便立即領悟,領悟了在拒絕背后那張嚴密的邏輯網絡。
  按照西方法律觀念,個人財產的提存往來是一個人的重要隱私,但是,人們不樂意在隱私受到侵犯之后再謀求法律保護,而是希望提存往來的一切環節都能拒絕被侵犯的可能。正是這種希望,構成了現代金融業的信譽基座,也成為同行業之間的競爭平臺。小小的盧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內快速發展成一個舉世矚目的金融王國,也與它嚴密的銀行保密法規有關。
  盧森堡銀行向各國客戶許諾,一切客戶的資料不僅對他人保密,而且也對國家機構保密,即便國家財政機關也不能以征稅的目的了解客戶的情況。除了刑事訴訟,銀行拒絕在民事訴訟中出面作證。銀行如果違反了這些規定,反而要承擔刑事責任。
  這就明白了,盧森堡銀行為什么要如此嚴密地提防自己的客戶進入別人的攝像鏡頭。
  好像做得有點過火,而且現在已有很多微型攝影設備可以不被發覺,但他們從職員到總經理這種以雙手阻攔攝像機的大幅度動作其實已經超越實際功能,變成一種表述現代金融邏輯的動作性宣言。
  我覺得,這樣的小事,觸及了歐洲文明的經絡系統,蘊藏著人身權、私有財產權等一系列社會大原則,只要一著破損就會全局震動,因此他們小心翼翼地來設置種種禁忌。
  這種禁忌最通俗地表現在交通規則上,在我們中國也已逐漸普及。但是,蘊藏在交通規則背后的邏輯,我們卻未必能領會。
  很多人認為遵守交通規則一是為了人身安全,二是為了交通暢達,還會有別的什么邏輯呢?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國學人在斯圖加特的一個路口等紅燈,順便說起,在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極目左右都沒有車輛的影子,即便沖著紅燈直穿過去也沒有任何危險,但人們還是規規矩矩地等著,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種什么制約?
  我說,還是受了一種公共行為規則的制約。這種規則不照顧各種具體的例外,只有無條件服從才能生效。
  他說,規則后面有一個嚴密的邏輯,足以把一切例外全部抵消。
  我請他把那種嚴密的邏輯演繹一下,他就順勢推衍了以下幾點——一、據統計,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傷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二、孩子們承受著太多來自成人的行為規范教育,但試驗證明,最有效的教育來自他們的自身觀察;三、據統計,孩子觀察世界的一個重要地點,是自家的窗口。因此,當你四顧無人無車,放心穿越紅燈的時候,根本無法保證路邊排排高樓的無數窗口,沒有孩子在觀看;四、于是你進入了一個邏輯悖論:當你安全地穿越了紅燈,等于給孩子們上了一課,內容是穿越紅燈無危險。只有當你遭受傷亡的時候才能給孩子們正確的教育,但你又不愿意為這樣的教育支付如此慘重的代價;五、面對這樣的悖論,唯一正確的方法是放棄穿越,既不讓孩子們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讓孩子們看到穿越的危險,一見紅燈就立即停步,讓孩子們看到一種無須別人監督的生命規范。
  這番推衍,雖是從孩子的角度,卻是嚴絲合縫,很難辯駁。
  我想,僅從上述金融規則和交通規則兩端,已大致可以說明現代的“都市邏輯”是怎么一回事了。
  這些小事讓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啟蒙運動。康德說,歐洲啟蒙運動的巨大功效,是讓理性滲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國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啟蒙運動在內,總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遠的概念上,很少與日常生活連接起來。結果,他們所傳播的理性原則往往空洞干澀,無益于具體生活,也無法受到生活的檢驗;同時,他們自己所過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邏輯。例如目前中國社會中傳播謠言最起勁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諷刺意味。
  其實我們生活中有太多的集體行為需要疏通邏輯,有太多的行業性邏輯需要獲得整體協調,這本是文化人應該站立的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歡做這些事情,也不希望別人來做,反而樂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邏輯的情緒中異想天開。
  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上很少有機會讓文化人來參與都市邏輯的構建,也許那時的歷史不在乎都市,也許那時的都市不在乎邏輯,也許那時的邏輯不在乎文化。這種情景所產生的惡性成果,現在由都市、文化和文化人共同來承擔,因為它們都發生了背離自身邏輯的異化。現在一切都在面臨大轉型,情形是否會好一點?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學人中,居然有幾個不去忙著學習“語言暴力”,物色攻擊對象,而是靜下心來,細細研究國際間和我國歷史上的文明行為規范,對照現實社會的反面例證,寫出一本本諸如《行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約》這樣的書來。
  當然這只是幻想,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一再想進入這個過程又一再被消解,因為消解的力量沉積已深,無處不在,要干擾幾個邏輯程序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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