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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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柏林街頭還能找到很多納粹活動的遺址。留下了遺址,也就留下了記憶。
  一切有關納粹的記憶,并不是一場偶然的噩夢。這是歷史的產物、民族的產物,具有研究的普遍價值。要不然,這些古老的街道和堅固的房子,這個嚴肅的人種和智慧的群體,不會無緣無故地突然癲狂起來。
  我認為,這是歐洲社會從近代走向現代的關口上一種撕裂性的精神絕望,這是社會各階層失去原有價值坐標后的心理災難。納粹把這種絕望和災難,提煉成了集團性的恐怖行為。
  現代是一個平等競爭的自由天地,現代是放棄狂熱迷信的理性普及,現代是對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級的漸漸輕視,現代是集權夢幻和極端思維的天然障礙。
  這一切照理在工業革命開始后已經逐步顯現,但到了二十世紀,漸漸變成無可逆轉的社會規則,尤其是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危機對德國的打擊甚于其他國家,轉眼間在德國形成了人數眾多的失敗者和失望者,在大蕭條的背景下坐立不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納粹制造了“雅利安人高于一切”、“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迷思,又提供了一系列“社會主義”的許諾,失望心理有了一個收攏點。
  一九二四年,還沒有成事的希特勒在獄中寫了《我的奮斗》,書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概念是所謂“生存空間”。這個概念在他筆下有一種“你死我活”的性質,表達了因失去空間而難以生存的危機心理。問題是當時有這種心理的遠不是他一人,否則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擁護他的獨裁政權。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人共同感受到生存危機呢?答案是,社會正在轉型。
  在社會轉型中感受到了生存空間的危機,只能產生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來擴大空間;第二種是毀損別人的生存空間來擴張自己。顯然,第一種是良性方式,第二種是惡性方式,希特勒和他領導的納粹選擇了第二種。
  他們首先通過毀損猶太人的生存空間來驗證自己的概念,這一招很有迷惑力。因為一般民眾都希望把自己的困境歸因于某個人或某個群落,于是比較崇尚實利主義、嫻于商業運作的猶太人成了替罪羊。明明是自己受了時代的挑戰,卻被解釋成一個高等民族遇到了低等民族的侵害。多年來壓抑心底的嫉妒之火、無望之火、失落之火一時被堂皇的理由點燃,仇恨也就立即上升到圍攻,上升到暴力。
  剝奪了猶太人的生存空間,納粹又要剝奪別國的生存空間了。
  納粹的這種行為邏輯至今還發人深思。任何社會轉型落實在人群中,主要表現為生存空間的盈縮,生存方式的轉移。這雖然不無殘酷,卻是歷史的必然。舊結構的代表者以破釜沉舟的決絕方式來抗拒轉型,因此會出現一種驚人的整齊和狂熱。現在世界上各種以原教旨主義作標榜的宗教極端分子也是既整齊又狂熱,把逼近自己身邊的現代生活當作必須搏殺的魔鬼。
  這大體能夠說明這樣一批納粹為什么會受到總統興登堡和舊軍隊的支持;而且為什么直到最后,除了那些被直接入侵的國家之外,越是現代理念強烈的國家,如英國、美國,越與它勢不兩立。
  現在德國又出現了“新納粹”。幾乎都是年輕人,剃平頭,著靴子,成天用仇恨的目光面對世界,一意要尋找攻擊對象。從某些形態上,他們有點像“朋克”,但“朋克”只表現生態上的反叛,不怎么攻擊他人,而“新納粹”則以攻擊他人為第一特征。他們已用恐怖襲擊的方式殺害大量的外籍勞工,但即便是本國的正派人也不愿與他們靠近,怕他們尋釁攻擊。
  我們的德國朋友鄭碧嬋(Sigrum Garthe)小姐這次從西部趕到東部來接我們,路上就遇到好些“新納粹”。碧嬋說,這一帶的“新納粹”有點特殊,主要是原東德地區經歷大幅度社會變型所產生的社會渣滓。本來可以依賴的勢力系統解體了,自己又沒有學會謀生的本領,完全無法面對兩德統一后按照市場規律而進行的正常競爭,只好誣賴外籍勞工把他們的工作奪走了,便反過身去進行傷害。因為傷害的是“外籍”,便重新彈起了老納粹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大日耳曼主義的老調。
  碧嬋說:“本來西方政論界習慣于把極端分子分成左翼和右翼,但他們這批人,本質倒退,形態時髦,已經說不清是什么翼了。”
  聽她這么說,我心里想,中國的文革在本質上也是反現代,盡管那些紅衛兵、造反派都舉著“破舊立新”的旗幟;而結束文革,就是開啟現代。
  碧嬋在邊上問:“現在你們中國也進入了社會大轉型,這樣的群體也會有不少吧?”我不知從何說起,只能漫應之曰“唔唔”。
  “新納粹”的愚蠢在于這個名稱使他們必須承擔老納粹所造成的全部血腥債務,而這恰恰是老納粹起事之初所未曾承擔的。因此,在我看來,只要他們舉起了這個旗號就不再可怕。新的惡行一定有新的偽裝,有時還故意表現出對歷史惡行的清算姿態。人們必須穿越這些煙霧,去審視它與波蕩不定的群體心理是否構成了危險的交接點。
  為此,我還特地去關注了一下希特勒當年在民眾中演講的狀況。
  早就知道希特勒當年在納粹黨內初露頭角是因為他的演講,連他自己也驚訝自己怎么會有控制全場聽眾的本事。我這次在歐洲幾次看到希特勒演講的電影資料片,知道了他受到歡呼的直接原因。每個演講現場都是社會情緒的濃縮,每個聽眾都是一張繃緊的弦索,只需在敏感部位揮動幾下就嗡嗡響成一片。希特勒的演講不在乎邏輯,不在乎論證,卻有一套有效的心理鼓動程序,在這方面實在堪稱專家。他一般是啞著嗓子開頭,似重病在身,似喁喁私語,與剛才慷慨激昂的其他演講者一比好像不合時宜,但這種反差卻立即打破了聽眾對演講慣性的厭倦,全都提起精神來側耳細聽。就這么講了一會兒,冷不丁地,他突然咆哮,一聲比一聲響,似口號,似反問,似呼吁,這自然把全場攪得掌聲如潮。掌聲未落他又輕聲,沒幾句又轉向洪亮。此后,高低聲腔更替的頻率加快,最后幾乎全身用力,手舞足蹈,又戛然而止。這么一鬧,無異于在一把把揉壓全場聽眾的情緒,最后當然會迸發成集體瘋狂。但是應該看到,正因為被揉壓的萬千心靈在當時有共同的脆弱、共同的敏感、共同的亢奮,才會貪婪地吸食他那些并不連貫的句子而陷入癡迷狀態。
  雖然是陳舊的電影資料片,看了還叫人害怕。即便是那么講究理性的民族也會突然失去理性,被一種急切想通過傷害他人來擴張自己的卑劣情緒所裹卷,只待有人把這種卑劣美化成正義,便血脈賁張,摩拳擦掌,不再有起碼的邏輯判斷和道義防范。
  我一再地設想,希特勒如果生活在今天,憑著他這樣的演講,可能什么事也成不了;但是,如果讓他少一點外部表現上的歇斯底里,又找到一些不公平現象或不公正待遇的話由,再加上某種宗教成分,外貌稍稍好一點,今天的聽眾會怎么樣?
  歷史,該如何避免或繞過這樣的泥潭?
  理性的啟蒙、良知的傳遞、文明的呼吁,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這類恐怖的災難?
  不知道。大家多加小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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