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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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柏林,隱隱然回蕩著一種讓人不敢過于靠近的奇特氣勢。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種躲在一切背后的縹緲浮動或寂然不動;看不見,摸不著,卻是一種足以包圍感官的四處彌漫或四處聚合;說不清,道不明,卻引起了各國政治家的千言萬語或冷然不語……羅馬也有氣勢,那是一種詩情蒼老的遠年陳示;巴黎也有氣勢,那是一種熱烈高雅的文化聚會;倫敦也有氣勢,那是一種繁忙有序的都市風范。柏林與它們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紀中葉還只是一個小小的貨商集散地,比羅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倫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卻顯得比誰都老練含蓄,靜靜地讓人捉摸不透。
  成為德意志帝國首都還只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事,但僅僅幾十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幾乎夷為平地。縱然這樣,當時新當選的德國領導人阿登納還是要躲開這個廢墟,他說:“一當柏林再度成為首都,國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誰把柏林作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個新的普魯士。”
  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魯士,或者叫普魯士精神?更是眾說紛紜。最有名的是丘吉爾的說法:“普魯士是萬惡之源。”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正義的聲音,戰后盟軍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魯士,國際間也沒有什么異議。但是五十年后兩個德國統一,國民投票仍然決定選都柏林,而且也不諱言要復蘇普魯士精神。當然不是復蘇丘吉爾所憎惡的那種釀造戰爭和災難的東西,但究竟復蘇什么,卻誰也說不明白。說不明白又已存在,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練和厲害。
  當我們的車隊緩緩駛入柏林的時候,我想,有關普魯士精神的問題可以暫時擱一擱。既然這里又成了統一德國的首都,那么我們就要用自己的腳步和眼睛追問一些有關德國的難題。例如——人類一共就遇到過兩次世界大戰,兩次都是它策動,又都是它慘敗,那么,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類?
  在策動世界大戰前藝術文化已經光芒萬丈,遭到慘敗后經濟恢復又突飛猛進,是一種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囂野蠻背后,保存起沉靜而強大的高貴?
  歷史上它的思想啟蒙運動遠比法國緩慢、曲折和隱蔽,卻為什么能在這種落后狀態中悄然涌出萊辛、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這樣的精神巨峰而雄視歐洲?有人說所有的西方哲學都是用德語寫的,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領域后來居上、獨占鰲頭?
  一個民族的邪惡行為必然導致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貶值,為什么唯有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嚴厲地向它追討生存的尊嚴,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維的尊嚴?它的文化價值,為什么能浮懸在災難之上不受污染?
  歌德曾經說過,德意志人就個體而言十分理智,而整體卻經常迷路。這已經被歷史反復證明,問題是,是什么力量能讓理智的個體迷失得那么整齊?迷失之后又不讓個人理智完全喪失?
  基辛格說,近三百年,歐洲的穩定取決于德國。一個經常迷路的群體究竟憑著什么支點來頻頻左右全歐,連聲勢浩大的拿破侖戰爭也輸它一籌?
  俄羅斯總統普京冷戰時代曾在德國做過情報工作,當選總統后宣布,經濟走德國的路,世人都說他這項情報做得不錯。那么,以社會公平和人道精神為目標的“社會市場經濟”,為什么偏偏能成功地實施于人道紀錄不佳的德國?
  …………這些問題都會有一些具體的答案,但我覺得,所有的答案都會與那種隱隱然的氣勢、冥冥間的精神有關。
  世上真正的大問題都鴻蒙難解,過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種邏輯安慰。我寧肯接受像趙鑫珊先生那樣詩意的說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頭,好像有種大森林的氣質:深沉、內向、穩重和靜穆。”
  泰勒說,德國人有過空前的自由,又有過空前的專制,卻未曾有過溫和、中庸。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疇淺草、春光柳岸。有沖天喬木憂郁問天,也有荊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極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斬之,卻很難找到一個庸俗無聊的巨大平臺。至于迷路,也只有在森林里才迷得生殺予奪、地覆天翻。
  現在,這個森林里瑞氣上升,祥云盤旋,但森林終究是森林,不歡悅、不敞亮,靜靜地茂盛勃發,一眼望去,不知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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