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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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伽利略趕在米開朗琪羅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來連接一個時代:文藝復興基本完成,近代科學開始奠基。
  佛羅倫薩圣十字教堂內的名人靈柩,進門右首第一位是米開朗琪羅,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種近距離的呼應和交接。
  嚴格說起來伽利略應該算是比薩人。在比薩出生,在比薩求學,又在比薩大學任教。據說他曾在比薩斜塔上做過一個自由落體的實驗,現在有人經過考證認為這個實驗沒有做過,但世界各國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當作他的紀念碑。家鄉也愿意,愿意那么大,愿意那么斜,讓世人看看一種因長期蒙冤而傾斜的人生力學結構也可能如此宏偉。
  但是,他的靈柩卻安置在佛羅倫薩。不僅如此,在佛羅倫薩阿諾河畔的一個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瞇瞇地站在一組指揮交通的紅綠燈上方,好像對這座城市,他還要盡一點義務,哪怕是指揮交通。
  我想這是有原因的。
  那年羅馬教廷通知七十高齡的伽利略到羅馬受審,伽利略因患嚴重關節炎無法長途坐馬車,請求就近在佛羅倫薩受審,但教廷不許,年輕的托斯卡納(暨佛羅倫薩)大公費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轎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羅馬第一個迎接這位“罪人”的,是佛羅倫薩駐羅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還邀請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險惡的形勢下,佛羅倫薩能在自己的地盤里保護伽利略已經不易,沒想到它居然伸出長長的手臂,把這種保護追隨到教廷所在的羅馬。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邁的科學家對世事天真未鑿,他困惑地問尼科利尼:“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現在一看風頭不對都起勁地攻擊我?我對他們做錯了什么嗎?”
  尼科利尼笑著回答:“您對人性的了解,遠不如對天體的了解。您的名聲太大,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說:“小時候見到一群小雞狠命地圍啄一只流血的雞,我驚恐地問奶媽怎么回事,奶媽說,雞和人一樣,只要發現一只比較出色又遭到了麻煩,便聯合起來把它啄死。”
  伽利略睜大眼睛聽著,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這場圍啄的中心活動,是要伽利略讀一份“懺悔書”。連女兒出于對父親生命安全的考慮也來勸他懺悔,他拒絕;但到最后,經過宗教裁判所的“嚴厲考驗”,他還是“懺悔”了。
  “懺悔”在羅馬,而在佛羅倫薩,費迪南二世卻說:“我只有一個伽利略。”
  憑著這一切,伽利略愿意在佛羅倫薩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費迪南二世這種唯一性的評價,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圍啄,是雞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為了不再產生這樣的悲劇,即便讓他指揮交通,也心甘情愿。
  2伽利略的懺悔,是跪在地上做的。懺悔的中心內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認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運動著。這位患有嚴重關節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時一定十分困難,當終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據他的學生文欽卓·比維亞尼回憶,他讀完懺悔詞后還嘆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還是在轉動!”
  一位科學家當然不會在內心徹底放棄自己經過長期研究得出的結論,但他在當時當地是否真的說了這句話,我們還沒有看到除比維亞尼一人回憶之外的其他證據。我們能看到的那份懺悔詞是老人逐字逐句大聲宣讀的,當時曾散發到整個基督教世界。
  懺悔書中最讓人傷心的一段話,是他不僅承認自己有“異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證:……當我聽到有誰受異端迷惑有異端嫌疑時,我保證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員或地點最近的主教報告。
  這樣的話無疑是一種最殘酷的人格自戕,因為此間描述的伽利略已經不是一個懺悔者,而是“自愿”要成為一個告密的鷹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殘酷著稱于史,動不動就把一批在宗教觀念上有“異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覺得比火刑柱更惡劣的是普及了一種人格災難。
  鼓動人們為了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所謂觀念上的疑點,毫無顧忌地告密、揭發、反咬、圍攻、賣友。只要做了這樣的惡事,不僅能自保,而且還能瓜分受害者的遺產;如果不肯這樣做,則遲早災難臨頭。這就以對生命最終威脅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處的惡,使之蔓延膨脹,顛覆全社會的人格系統。到了這時候一切胡作非為都能隨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還有人格殘存,就一涌而來,全力摧殘直到那個尚有人格殘存的人當眾放棄人格。
  伽利略當眾放棄人格,除了愿意成為告密者的“保證”勢必與具體的生理威脅有關外,懺悔卻是確實的。伽利略為什么作這個選擇?歷來各國思想界有過多次痛苦的討論。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個令人費解的說法:伽利略“因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請求寬恕”。
  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在《伽利略傳》里把這位科學家的懺悔寫成一個人格悖論,即他在科學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卻并不偉大;但布萊希特認為也有別的多種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學生憑借著他所寫的一部著作證明,老師很可能是故意避開人生的直線在走一條曲線,因為沒有先前的懺悔就沒有后來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還是故意走曲線,懺悔的后果總的說來是可怕的。就個人而言,多年囚禁,終身監控,女兒先他九年而死,他后來又雙目失明,在徹底的黑暗中熬過了最后五年;就整體而言,誠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這個案件“結束了意大利的科學,科學在意大利歷經幾個世紀未能復蘇”。
  事情很大,但我總覺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潰與尼科利尼向他講了“雞群圍啄”的原理有關。
  尼科利尼作為一個外交家雖然勘破塵世卻有自己廣闊的流轉空間,他不知道作為一個科學家的伽利略并沒有這種空間,一旦看穿便無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虛假,他寧肯面對敵人,用一紙自辱的懺悔來懲罰背叛的“雞群”和失察的自己。這相當于用污泥涂臉,求得寂寞與安靜。他這樣做不是為了保存生命來繼續研究科學,而是故意讓自己作為社會人的一部分徹底死亡。后來他又有了新的科學著作,只是殘存生命的一種慣性動作。
  正是這樣的事件,使我在歐洲期間不管到哪兒都放不過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藝復興雖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問題,卻還遠沒有建立一個基本的人格環境,因此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從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這樣的人也無濟于事,這就給后代一批批人文主義大師提出了艱難的課題。他們在人權和法制上所做的數百年努力,都是從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徑中起步。
  那時候佛羅倫薩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護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兒子們的遺體遺物,靜靜地等待歷史返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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