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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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我搬了好幾次家,每次搬的時候都引來許多圍觀的人。家具沒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遞接不完的書。搬前幾星期就得請幾位學生幫忙,把架子上的書按次序拿下來,扎成一捆捆的。這是個勞累活,有兩位學生手上還磨出了水泡。搬的時候采用流水作業,一排人站在樓梯上,一捆捆傳遞下去。書不像西瓜,可以甩著來,一捆書太重,甩接幾次就沒有手勁了。摔破一個西瓜不要緊,摔壞了書卻叫人心疼。因此,這支小心翼翼的傳送隊伍確實是很有趣的,難怪人們要圍觀。
  我當然稱不上什么藏書家。好書自然也有不少,卻沒有版本學意義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滿意的是書房里那種以書為壁的莊嚴氣氛。書架直達壁頂,一架架連過去、圍起來,造成了一種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壓。走進書房,就像走進了漫長的歷史,鳥瞰著遼闊的世界,游弋于無數閃閃爍爍的智能星痤之間。我突然變得瑣小,又突然變得宏大,書房成了一個典儀,操持著生命的盈虧縮脹。
  一位外國旅游公司的經理來到我的書房,睜大眼睛慢慢地巡視一遍,然后又站在中間凝思良久,終于誠懇地對我說,“真的,我也想搞學問了。”我以為他是說著玩玩的,后來另一位朋友告訴我,這位經理現在果真熱心于跑書店,已張羅起了一個很像樣子的書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閱盡世間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簡陋書房中的雜亂景況,竟能對他產生如此大的沖撞?答案也許是,他突然聞到了由人類的群體才智結晶成的生命芳香。
  羅曼·羅蘭說,任何作家都需要為自己筑造一個心理的單間。書房,正與這個心理單間相對應。一個文人的其他生活環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書房能傳達他的心理風貌。書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禪床。
  我的家一度在這個城市的東北部,一度在喧鬧的市中心,現在則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時時變換,而我則依然故我,因為有這些書的圍繞。有時,窗外朔風呼嘯,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簾,坐擁書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詳。是的,有時我確實想到了古代的隱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禪房中吞吐著一個精神道場。
  然而我終究不是隱士和老僧,來訪的友人每天絡繹不絕。友人中多的是放達之士,一進書房便爬上蹲下,隨意翻閱。有的友人一進門就宣布,不是來看我,而是來看書的,要我別理他們,照樣工作。這種時候我總是很高興,就像自己的財富受到了人們的鑒賞。但是,擔憂也隱隱在心頭升起,怕終于聽到那句耳熟的話。那句話還是來了:“這幾本我借去了!”
  我沒有學別人,在書房里貼上“恕不借書”的布告。這種防范密守,與我的人生態度相悻。我也并不是一個吝嗇的人,朋友間若有錢物的需要,我一向樂于傾囊。但對于書,我雖口頭答應,心中卻在囁嚅。這種心情,大概一切藏書的學人都能體諒。
  我怕人借書,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擔憂。
  其一,怕急用的時候遍找無著。
  自己的書,總或多或少有內容上的潛在記憶。寫文章時想起某條資料需要引證,會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個書架,把手伸到第幾層。然而那本書卻不在,這下就慌了手腳,前后左右翻了個遍,直鬧得臉紅心跳、汗流浹背。文章一旦阻斷,遠比其他事情的暫停麻煩,因為文思的梳理、文氣的醞釀,需要有一個復雜的過程,有時甚至稍縱即逝,以后再也連貫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緊迫,很可能因幾條資料的失落,耽誤了刊物的發稿,打亂了出版社的計劃。于是只好定下心來,細細回想是誰借走了這幾本書。想出來也沒有用,因為這種事大多發生在深夜。
  借書的朋友有時也很周到,經過反復掂量,拿走幾本我“也許用不到”的書。其實文章一旦展開,誰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時我只好暗自祈禱: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寫這篇文章,幾次想起周作人幾本文集中有幾條關于藏書的材料,可惜這幾本文集不知被誰借去了,剛才還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歸還時書籍被弄“熟”弄臟。
  這雖是外在形態的問題,對藏書的人來說卻顯得相當重要。藏書藏到一定地步,就會對書的整體形式重視起來,不僅封面設計,有時連墨色紙質也會斤斤計較。捧著一本挺展潔凈的書,自己的心情也立即變得舒朗。讀這樣的書,就像與一位頭面干凈、衣衫整齊的朋友對話,整個氣氛回蕩著雅潔和高尚。但是,借去還來的書,常常變成卷角彎脊,一派衰相。有時看上去還算干凈,卻沒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軟綿綿、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這種情況,如果書店里還有這本書賣,我準會再去買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隨手送掉。
  或問:“你不是也購置遠年舊書嗎,舊書還講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歷史風塵,舊得有味,舊得合乎章法。我們不能因為古銅鼎綠銹斑剝,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臟。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我有好些書,多年不見歸還,也忘了是誰借的,肯定永遠也不會回來了。我堅信借書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沒,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幾度轉借,連他們也完全遺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見他書架上一套《閱微草堂筆記》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書,忘了是什么時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見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說:“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沒什么用。”這位朋友是位極其豁達大方的人,平生絕無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顯然是忘了。那天在場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兒女,我怕他尷尬,就笑了一下,把書放回書架。那是一個20年代印的版本,沒有大大的價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給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會看到我的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歸的書是無法補購的了。有人說,身外之物,何必頂真?倡這些書曾經參加了我的精神構建,失落了它們,我精神領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動了參證。既有約約綽綽的印象,又空虛飄浮得無可憑依,讓人好不煩悶。不是個中人很難知道:失書和丟錢完全是兩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趙景深教授。他藏書甚富,樂于借人,但不管如何親密,借書必須登記。記得那是一個中學生用的練習本,一一記下何人何時借何書,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時間未還,或他自己臨時要用,借書者就會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跡娟小,言詞大方,信封下端一律蓋著一個長條藍色橡皮章,印著他的地址和姓名。
  還想到了毛澤東警衛員尹荊山的一則回憶。50年代末,毛澤東向黃炎培借取王羲之書貼一本,借期一個月。黃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連不斷打電話催問,問是否看完,什么時候還。毛澤東有點生氣,整整看了一個月,在最后一天如期歸還。黃炎培也真夠大膽的,但文人對自己的藏書癡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報上發表告示,要求借了他書的人能及時歸還。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書給別人十分慷慨,卻是個不記事的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發現自己的書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誰追討,除了登報別無良策。我見報后不久來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沒有借過。他疑惑的目光穿過厚厚的鏡片打量著我,問了一聲“真的?”我不無惶恐,盡管我確實沒有借過。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書。黃炎培式的勇氣,更是一絲無存。有時我也想學學趙景深教授,設一個登記簿,但趙先生是藏書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資格把事情辦得如此認真。我算什么呢,區區那一點書,面對親朋好友,也敢把登記簿遞過去?
  藏書者就這樣自得其樂,又擔驚受怕地過著日子。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一種更大的擔憂漸漸從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這一屋子書將何去何從?
  這種擔憂本來只應屬于垂垂老者,但事實是,我身邊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學術界朋友已在一個個離去。
  早在讀大學時,我的一個同學就因患尿毒癥死去。他本也是個買書迷,身邊錢不多,見有好書即便節衣縮食也要弄到手。學校課程安排緊張,夜間書店又不開門,等到星期天又怕書賣完,因此,他總在午休時間冒著炎暑、寒風趕到書店,買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羨慕。他死時,家里的一個書架已經相當充盈,但他長年守寡的母親并不識字,他也沒有兄弟姐妹。當時,全班沒有一個同學有足夠的錢能把這些書買下來,即使有,也不想讓那位可憐的母親傷心。我估計這位母親會永遠地守護著這些書,直至自己生命的終了。照年歲計算,這位母親已離開人世,那么這一架書到哪里去了呢,這些并不珍貴卻讓一個青年學子耗盡了心血的書?假設這架書還在,我敢斷言,當年同宿舍的同學大多還能記起,哪一本書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買來的,當時引起過何等樣的欣喜。這是一截截生命的組接,當買書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這些書就成了一種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憐的流浪漢。
  如果說這一架書不足為道,那末,許多博學的老學者逝世的時候,如何處置豐富的藏書確實成了一個苦澀的難題。學問不會遺傳,老學者或因受盡了本專業的風波險阻,或伯父子同在一個行當諸多不便,大多沒有讓自己的子女承襲己業。有的子女在專業上與父親比較靠近,但在鉆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親之項背。總而言之,老學者的豐富藏書,對子女未必有用。學者死后,他原來所在大學的圖書館很想把藏書全數購入,但這是圖書館預算外的開支,經費當然不足,派往談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態向家屬說明這些藏書價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勸家屬不要讓藏書隨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紀念。家屬對這些言詞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請了舊書店的收購員前來估價。舊書店收購了他們所需要的書,學校圖書館也就因惱怒而不再登門接洽,余下的書籍最后當作廢紙論斤賣掉,學者的遺槁也折騰得不知去向……
  有的學者因此而下了決心,事先立下遺囑,死后把藏書全部獻給圖書館。但是這些學者并非海內大儒,圖書館不會開設專室集中存放。個人藏書散入大庫,嘩啦一下就什么蹤跡也找不到了。學者無私的情懷十分讓人感動,但無可否認,這是學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對著書房反復思量,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發奇想,決定以自己的余年尋找一個能夠完整繼承藏書的女婿。這種尋找十分艱苦,同專業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兒滿意的又是鳳毛麟角。教授尋找的,其實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續,經歷了一系列的悲劇和滑稽,他終于領悟,能談得上延續的至多是自己寫的書;至于藏書,管不得那么多了。
  寫藏書寫出如許悲涼,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覺得,這種悲涼中蘊涵著某種文化品嘗。
  中國文化有著強硬的前后承襲關系,但由于個體精神的稀薄,個性化的文化承傳常常隨著生命的終止而終止。一個學者,為了構建自我,需要吐納多少前人的知識,需要耗費多少精力和時間。苦苦匯聚,死死鉆研,篩選爬剔,孜孜矻矻。這個過程,與買書、讀書、藏書的艱辛經歷密切對應。書房的形成,其實是一種雙向占有:讓你占領世間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讓這些精神成果占領你。當你漸漸在書房里感到舒心愜意了。也就意味著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開始取得了個體自由。越是成熟,書房的精神結構越帶有個性,越對社會歷史文化具有選擇性。再宏大的百科全書、圖書集成也代替不了一個成熟學者的書房,原因就在這里。但是,越是如此,這個書房也就越是與學者的生命帶有不可離異性。書房的完滿構建總在學者的晚年,因此,書房的生命十分短暫。
  新的一代起來了,他們必須從頭來起,先是一本本地購讀,一點點地匯聚,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構建。單單繼承一個書房,就像貼近一個異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體。歷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終構建起自己的書房呢?社會上多的是隨手翻翻的借書者。而少數好不容易走向相對完整的靈魂,隨著須發皓然的軀體,快速地在書房中殞滅。歷史文化的大浪費,莫過于此了。
  嗜書如命的中國文人啊,你們的光榮和悲哀,該怎樣裁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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