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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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冬天,母親告訴我,家鄉的老屋無論如何必須賣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對賣屋的一個,為著一種說不清的理由。而母親的理由卻說得無可辯駁:“幾十年沒人住,再不賣就要坍了。你對老屋有情分,索性這次就去住幾天吧,給它告個別。”
  我家老屋是一棟兩層的樓房,不知是祖父還是曾祖父蓋的。在貧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矗立著,十分顯眼。全村幾乎都姓余,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榮耀的,是這座樓。這次我家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人都可以寬寬敞敞地住一間。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長大的那一間,在樓上,母親昨天就雇人打掃得一塵不染。
  人的記憶真是奇特。好幾十年過去了,這間屋子的一切細枝末節竟然都還貯積在腦海的最低層,一見面全都翻騰出來,連每一縷木紋、每一塊污斑都嚴絲密縫地對應上了。我癡癡地環視一周,又伸出雙手沿壁撫摩過去,就像撫摩著自己的肌體,自己的靈魂。
  終于,我摩到了窗臺。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在這兒開始打量世界。母親憐惜地看著成日扒在窗口的兒子,下決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換上兩頁推拉玻璃。玻璃是托人從縣城買來的,路上碎了兩次,裝的時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裝上。從此,這間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遠處便是連綿的群山。于是,童年的歲月便是無窮無盡的對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條隱隱約約的路,常見農夫挑著柴擔在那里蠕動。山那邊是什么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廟臺?是戲臺?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我到今天還沒有到山那邊去過,我不會去,去了就會破碎了整整一個童年。我只是記住了山脊的每一個起伏,如果讓我閉上眼睛隨意畫一條曲線,畫出的很可能是這條山脊起伏線。這對我,是生命的第一曲線。
  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鄉間沒有電燈,四周安靜得怪異,只能睡。一床剛剛縫好的新棉被是從同村族親那里借來的,已經曬了一天太陽,我一頭鉆進新棉花和陽光的香氣里,幾乎熔化了。或許會做一個童年的夢吧?可是什么夢也沒有,一覺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睜開。
  怎么會這么明亮呢?我瞇縫著眼睛向窗外看去,兜眼竟是一排銀亮的雪嶺,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無夢的沉睡中,下在歲月的溝壑間,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徹。
  一個陡起的記憶猛地闖入腦海。也是躺在被窩里,兩眼直直地看著銀亮的雪嶺。母親催我起床上學,我推說冷,多賴一會兒。母親無奈,陪著我看窗外。“諾,你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順著母親的手看去,雪嶺頂上,晃動著一個紅點。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潔白,這個紅點便顯得分外耀眼。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學,她住在山那頭,翻山上學來了。那年我才6歲,她比我大10歲,同上著小學二年級。她頭上扎著一方長長的紅頭巾,那是學校的老師給她的。這么一個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過雪山來上學,家長和老師都不放心,后來有一位女教師出了主意,叫她扎上這方紅頭巾。女教師說:“只要你翻過山頂,我就可以憑著紅頭巾找到你,盯著你看,你摔跤了我就上來幫你。”河英的母親說:“這主意好,上山時歸我看。”
  于是,這個河英上一趟學好氣派,剛剛在那頭山坡擺脫媽媽的目光,便投入這頭山坡老師的注視。每個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嶺上的一個紅點,在兩位女性的呵護下,像朝圣一樣,透透迤迤走向學校,走向書本。
  這件事,遠近幾個山村都知道,因此每天注視這個紅點的人,遠不止兩位女性。我母親就每天期待著這個紅點,作為催我起床的理由。這紅點,已成了我們學校上課的預備鈴聲。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頂,山這邊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開了。
  女孩到十五六歲,在當時的山鄉已是應該結婚的年齡。早在一年前,家里已為河英準備了婚禮。舉行婚禮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兩天后,在我們教室的窗口,躲躲閃閃地伸出了一個漂亮姑娘蓬頭散發的臉。她怎么也不肯離開,要女教師收下她干雜活。女教師走過來,一手撫著她的肩頭,一手輕輕地捋起她的頭發……剎時,兩雙同樣明凈的眼睛靜靜相對。女教師眼波一閃,說聲“跟我走”,拉起她的手走向辦公室。
  我在《牌坊》一文中已有記述,我們的小學設在一座廢棄的尼姑庵里。幾個不知從哪里來的美貌女教師,都像是大戶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她們都不姓余,但點名的時候,她們一般都只叫我們的名字,把姓省略了,因為全班學生絕大多數都一個姓。只有坐在我旁邊的米根是例外,姓陳,他家是從外地遷來的。
  那天河英從辦公室出來,她和幾個女教師的眼圈都是紅紅的。當天傍晚放學后,女教師們鎖了校門,一個不剩地領著河英翻過山去,去與她的父母親商量。第二天,河英就坐進了我們教室,成了班級里第二個不姓余的學生。
  這件事何以辦得這樣爽利,直到我長大后還在經常疑惑。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已成事實,家長勢必還要承擔“賴婚”的責任。哪部小說、戲曲一寫到這樣的事不是渲染得天翻地覆、險象環生?河英的父母怎么會讓自己的女兒如此干脆地斬斷前姻來上學呢?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幾位女教師的奇異出現。
  山村的農民一輩子也難得見到一個讀書人,更無法想象一個能識文斷字的女人。我母親因抗日戰爭從上海逃難到鄉下,被鄉人發現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線裝書和洋裝書,還能幫他們代寫書信、查核契約,視為奇事。好多年了,母親出門還會有很多人指指點點、交頭接耳,嚇得母親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這天晚上,這么多女教師一起來到山那邊的河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懾了。這些完全來自另一世界的雅潔女子,柔聲細氣地說著他們根本反駁不了的陌生言詞。她們居然說,把河英交給她們,過不了幾年也能變得像她們這樣!父母親只知抹凳煮茶,頻頻點頭,完全亂了方寸,最后,燃起火把,把女教師們送過了山嶺。
  據說,那天夜里,與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師過山的鄉親很多,連原本該是河英的“婆家”也在,長長的火把陣接成了一條火龍。
  只有舉桿盛大的廟會,才會出現這種景象。
  河英是我們學校的第一個女生。她進校之后,陸續又有一些女孩子進來,教室里滿滿的,很像一個班級了。
  女教師常常到縣城去,觀摩正規小學的教學,順便向縣里申請一點經費。她們每次回來,總要在學校里搞點新花樣,后來,竟然開起了學生運動會。
  當然沒有運動衣,教師要求學生都穿短褲和汗衫來參加。那幾天,家家孩子都在纏逼自己的母親縫制土布短褲衫。這也變成了一種事先輿論,等到開運動會的那一天,小操場的短圍墻外面早已擠滿了觀看的鄉親。
  學生們排隊出來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她已是一個大姑娘,運動衫褲是她自己照著畫報上女運動員的照片縫制的,深藍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繃得很緊,身材一下子顯得更加頎長,線條流暢而柔韌。我記得她走出操場前幾次在女教師跟前忸怩退縮,不斷神拉著自己的短褲,像要把它拉長。最后,幾個女教師一把將她推出了門外。門外,立即卷起鄉親們的一片怪叫,怪叫過后一片嘁嚓,嘁嚓過后一片寂靜。河英終于把頭昂起,開始跨欄、滾翻、投籃。這一天,整個運動會的中心是她,其他稚氣未脫的孩子的跳跳蹦蹦,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河英背后,站著一排女教師,她們都穿著縣城買來的長袖運動衣,脖子上掛著哨子,滿臉鼓勵,滿臉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駁的門庭。這里,重疊著三度景深。
  這次運動會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從此,經常可以聽到婦女這樣罵女兒:“你去浪吧,與河英一樣!”好幾個女孩子退學了,男孩子也經不起家長的再三叮囑,不再與河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近似于族長的老人還找到了女教師,希望將河英退學,說余氏家族很難看得慣這樣的學生。我母親聽說這事后,怔怔地出了半天神,最后要我去邀請河英來家里玩。那次河英來玩了之后,母親特意牽著我的手,笑吟吟地把她送到村口。村民們都驚訝極了,因為母親平日送客,歷來只送到大門。
  這以后,河英對我像親弟弟一樣。我本來就與我的鄰座陳米根要好,于是三個人老在一起玩,放學后一起到我家做作業,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親輔導。母親笑著對我說:“你們娃余的可不能這么霸道,這兒四個人就四個姓!”
  今天,我躺在被窩里,透過玻璃窗死死盯著遠處的雪嶺,總想在那里找到什么。好久好久,什么也沒有,沒有紅點,也沒有褐點和灰點。
  起床后,我與母親談起河英,母親也還記得她,說:“可以找米根打聽一下,聽說他開了一爿小店。”
  陳米根這位幾十年前的好朋友本來就是我要拜訪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就在小學隔壁。兩人第一眼就互相認出來了,他極其熱情,寒暄過一陣后,從一個木箱里拿出兩塊芝麻餅塞在我手里,又沏出一杯茶來放在柜臺上。店堂里沒有椅子,我們就站著說話。他突然笑得有點奇怪,湊上嘴來說:“還是告訴你了吧,最后也瞞不住,這次買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兒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價格上為難。說來見笑,我那時到你家溫習功課,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真是,幾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據說裝了四次?”
  這個話題談下去對我實在有點艱難,我只好客氣地打斷他,打聽河英的下落。他說:“虧得你還記得她。山里女人,就那個樣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結婚后與兒媳婦們合不來,分開過。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進山看到她,連我的名字也忘了。”
  就這樣,三言兩語,就把童年時代最要好的兩個朋友都交割清了。
  離開小店,才走幾步就看到了我們的校門。放寒假了,校園里闃寂無人,我獨個兒繞圍墻走了一圈便匆匆離開。回家告訴母親,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親憂傷地說:“你這一回去,再也不會來了。沒房了,從此余家這一脈的后代真要浪跡天涯了。”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窩里凝視著雪嶺。那個消失的紅點,突然變得那么遙遠,那么抽象,卻又那么震撼人心。難道,這紅點竟是倏忽而逝的哈雷彗星?
  迷迷糊糊地,心中浮現出一位早就浪跡天涯的余姓詩人寫哈雷彗星的幾句詩。
  
  你永遠奔馳在輪回的悲劇
  一路揚著朝圣的長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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