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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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歷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后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沉浸著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折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折扇上印著一幅酉湖游覽圖,與現今常見的游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著各種景致,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致的幽雅名稱,凌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于是日日通視,竟爛熟于心。年長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著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游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于玄艷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于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于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系,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的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跡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獨個兒游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并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里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后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跡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于是,剛剛撫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歷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于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于它是極復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里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這里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跡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著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跨身于湖濱安息,世代張揚著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致。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游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后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著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著桃紅柳綠、莼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抓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于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游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干悠閑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為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到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岳,
  梅鶴凄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于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和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一個充滿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著才子、隱士,埋藏著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郁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點。景點,景點,總是景點。
  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鳳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吊也可休息的亭臺。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西湖勝跡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筑堤,終于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筑此,不為游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觀的藝術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觀物,于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游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于蘇堤。也沒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后人的感慨來強加于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松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里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他們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盡管美麗,也就是這么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來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隱居孤山20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著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干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著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位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分。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哪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只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于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窖,盡管有濃重的霉味,卻是安全而寧靜。于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書簽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這位妓女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后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岳飛放在這位姑娘后面:“蘇小門前花滿枝,蘇公堤上女當壚”;“蘇家弱柳猶含媚,岳墓喬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較早一點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寫成是蘇小小的欽仰者:“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
  如此看來,詩人袁子才鐫一小章曰:“錢塘蘇小是鄉親”,雖為魯迅所不悅,卻也頗可理解的了。
  歷代吟詠和憑吊蘇小小的,當然不乏輕薄文人,但內心厚實的飽學之士也多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頗為深刻的。
  蘇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夢。她很重感情,寫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樸樸素素地道盡了青年戀人約會的無限風光。美麗的車,美麗的馬,一起飛駛疾馳,完成了一組氣韻奪人的情感遺像。又傳說她在風景勝處偶遇一位窮困書生,便慷慨解囊,贈銀百兩,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歸,書生已去,世界沒能給她以情感的報償。她并不因此而郁憤自戕,而是從對情的執著大踏步地邁向對美的執著。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強去完成一個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視著精麗的高墻。她不守貞節只守美,直讓一個男性的世界圍著她無常的喜怒而旋轉。最后,重病即將奪走她的生命,她卻恬然適然,覺得死于青春華年,倒可給世界留下一個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認為,死神在她19歲時來訪,乃是上天對她的最好成全。
  難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說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依我看,她比茶花女活得更為瀟灑。在她面前,中國歷史上其他有文學價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為了一個負心漢,或為了一個朝廷,顛簸得過于認真。只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為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著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與白鶴,而蘇小小,則一直把美熨帖著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換,只是憑借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妓女生涯當然是不值得贊頌的,蘇小小的意義在于,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著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這種結構是那樣的宏大和強悍,使生命意識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嶺的圍困中變得恣肆和怪異。這里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論:社會污濁中也會隱伏著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歷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里。
  西湖所接納的另一具可愛的生命是白娘娘。雖然只是傳說,在世俗知名度上卻遠超許多真人,因此在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種更宏大的切實存在。人們慷慨地把湖水、斷橋、雷峰塔奉獻給她。在這一點上,西湖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別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只愿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個基礎命題的提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有分割兩界的習慣性功能。一個渾沌的人世間,利刃一劃,或者成為圣、賢、忠、善、德、仁,或者成為奸、惡、邪、丑、逆、兇,前者舉入天府,后者淪于地獄。有趣的是,這兩者的轉化又極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煩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與地獄之間,還有一塊平實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間,還有一種尋常的動物:人。她的全部災難,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沒有為它留出多少筆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歸于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拼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許仙,許仙的木訥和萎頓無法與她的情感強度相對稱,她深感失望。她陪伴著一個已經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貴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這種寂寞,是她的悲劇,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間的悲劇。可憐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喚人而不能見容,在人間呼喚人也得不到回應。但是,她是決不會舍棄許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變成了現實,她不愿去尋找一個超凡脫俗即已離異了普通狀態的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她認了,甘愿為了他去萬里迢迢盜仙草,甘愿為了他在水漫金山時殊死拼搏。一切都是為了衛護住她剛剛抓住一半的那個“人”字。
  在我看來,白娘娘最大的傷心處正在這里,而不是最后被鎮于雷峰塔下。她無懼于死,更何懼于鎮?她莫大的遺憾,是終于沒能成為一個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個歸結性的造型,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界的愴然象征。
  1924年9月,雷峰塔終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闖將都不禁由衷歡呼,魯迅更是對之一論再論。這或許能證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較量,關系著中國精神文化的決裂和更新?為此,即便明智如魯迅,也愿意在一個傳說故事的象征意義上深深沉浸。
  魯迅的朋友中,有一個用腦袋撞擊過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罷“秋風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邊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筆宿債,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廢墟去看看。據說很不好看,這是意料中的,但總要去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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