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冷長河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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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就綁匪的一張紙條,寫了兩篇文章。剛剛擱筆,又產生了一個聯想,再續一篇。但要說的話,與綁匪已經沒有太大關系了。
  我們已經分析過,那張紙條上寥寥十九個字,足可證明綁匪的文化水平很高。我把“文化水平很高”這樣的評語加給一個綁匪,相信會引起文化界不少朋友的不悅。他們會說:“這算什么文化水平?至多是技術性的文化細節罷了。文化的力量,在于整體組合,在于價值選擇,在于人文方向!”
  朋友們的意見是對的,但恕我直言,他們這是面對一個兇惡的綁匪,力圖劃一條明確的界限,才被激發起來的。在平日,他們大多也會把技術性的文化細節和整體性的文化定位混為一談。
  這便是這篇文章的話題。我至今說不明白為什么技術性的文化細節會在中國文化中取得如此優越的地位,并成為一個“文化敏感帶”。大概是歷代統治者故意要用這種方法把一個個文化人都變成呆子和傻子吧,因為只有把大腦消耗在瘋狂的記憶過程和重復的匠藝操作中,才會從根本上消除思考功能和創造功能。但是,又找不到統治者們實施這一陰謀的可靠證據。
  照理,這一切早就應該過去了。不要說現今已經到了電腦時代,即便再早幾十年,出版事業已經暢達,工具書隨手可得,中國文化人早就該轉換自己的敏感系統,去想一點真正有意思的大問題了。然而遺憾的是,情況并不是這樣。
  我想借用一些實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第一個實例程度最輕,基本上屬于正常范疇,但也已經讓人有點消受不住。有一年,我們聘請幾個退休教授,對目前正在開課的青年教師進行聽課評分。沒想到幾輪下來,評分結果和我們平日了解的情況正恰相反,于是便急急調查。通過調查終于明白,原來有兩位退休教授把青年教師講課時對某些詞語讀音的標準與否,當作了評分的主要標準。評分表后面加了一份長長的附錄,全是一個個發音的正誤對比。然而問題是,發音很標準的幾位青年教師,講課質量之差,幾乎已到了要被勒令停講的邊緣,這次卻得了高分;相反,幾位公認的優秀青年教師,由于普通話不太標準,評分極慘。
  “身為教師,發音的標準至關重要!”這是退休教授的意見,好像并不錯,但事實上已造成了一種根本性的顛倒。
  這是一件小事,但這種以技術性細節顛倒整體的事例,在文化界比比皆是。一個作家,如果表述了一種違背人類良知的文化觀念,大家可以漠然以對,而如果用錯了一個典故,則立即千夫共指。在很多人心目中,前者并不可恥,可恥的是后者,因此只對后者敏感。
  第二個實例特殊一點,就發生在前幾年。一個戲曲作者,認為導演把他的劇本改壞了,要在報刊上予以揭露,構成了一個事件。揭露了什么呢?試舉一例:戲曲作者原來寫的一句唱詞中有“牛女迢迢”這幾個字,導演覺得用“牛女”來簡稱牛郎、織女,不僅文理欠暢,而且當代觀眾聽不懂,于是隨手改成了“天河迢迢”。戲曲作者因此勃然大怒,他認為這樣改破壞了原句的平仄,撰文道:
  我坐在劇場里聽到這個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體觀眾的嘲諷目光全都對準了我,一時真如芒刺在背,萬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個洞,一頭鉆下去。
  我在一本雜志上讀到這樣的話忍不住笑了,心想好端端的中國文人為什么一遇到技術性的細節問題就會變得如此夸張和作態?好像在這些瑣屑不堪的問題上埋藏著一個文人的全部羞辱和光榮,因此非如此高聲表白不可。平仄問題,即使在詩詞寫作中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古今任何一個大詩人都會因佳句而破平仄。更何況,現在戲曲劇場連最起碼的觀眾數字都維持不了,怎么會有觀眾因一兩個字的平仄問題而怒視作者?而這個作者,又何以知名到這個地步,居然能使全場觀眾僅僅從后腦勺就認出他來?但是,這種荒誕之極的想象居然可以當作真事公開發表,文化界不少人居然也把它當作一個什么事件哄鬧起來。由此可知,中國文化的這一部位已經敏感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背離了常情常理,失去了最基本的邏輯控制。
  第三個實例比較有名,卻與以上情景一脈相承。有一位我不認識的北京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說,自己在睡夢中吟得一首詩,然而很快有人指出,這首詩是古人吟過的,于是一時成為文壇笑話,嬉笑怒罵,播揚廣遠。
  我想為這位作家辯護幾句。這位作家顯然不想故意剽竊,因為再愚笨的人也不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去剽竊一首隨手可以查到的古詩。他的差錯出在記憶的模糊上:詩句入夢,但這首詩是書中讀來的還是自己吟出來的,有點鬧不清了。這種情況在創造性族群的記憶機制中經常發生,不足為奇,何況這位作家并不以古典詩詞為研究專業。他寫混了,別人幽默地指正一下即可,順便調侃幾句也無妨,無論如何是小事一樁。誰料想,在很多人眼中,這件事其大無比,其臭無比,簡直可以抵消這位作家以前的全部創造。這過分了。
  對此我可以提供一個參照例證。一位劇作家,從小熟讀中外名劇,能成段成段地背誦,長大后又每天迷迷糊糊地構思著一個又一個戲劇片斷,有一次他把新寫的一場戲給我們傳閱,我們立即發現其中一段酷似法國古典主義時期的某劇,一經指出,他驚詫不已,然后大聲嘲笑自己:“搞混了,分不清腦子里那些臺詞的來源了!”我們深知他的為人,當然相信他,何況他特地讓我們這些非常熟悉西方戲劇史的朋友傳閱,絕無剽竊嫌疑。大段的劇本尚且如此,其它細節當然更可理解了。
  由此想對記憶問題多說幾句。把記憶當作學問,這在古代,是文化傳播事業落后的一個標志,而在現代,則是記憶性文化族群對創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種強加。這個問題的嚴重后果,現在連中小學教師都已經警覺起來,正在盡力扭轉,可惜我們不少文化人還在本末倒置。其實,即便是記憶性的文化族群,他們真正能記住的文史細節究竟能有多少呢?我本人也算是一個曾在文史中沉潛多年的人,據我的經驗,即便平時認為最熟悉的材料,一到筆下也會發現夾雜著不少記憶上的差錯,還得從工具書上逐字校核,因此,說是記憶,其實與直接記憶的關系也不大,只是記得翻哪部工具書罷了。而在這方面,據我的印象,本事最大的當屬報社和出版社的老一輩職業校對員,但總不能說,這些職業校對員有資格嘲笑和取代被校對者了。
  第四個實例牽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認識。他為別人的一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評論者撰文指出,這篇序言中有很多語法錯誤,口氣比較嚴厲。嚴厲當然會產生回應,事情立即變得很不愉快了。作家的文字中有語法錯誤,指出來既有利于讀者也有利于作家,本來語氣嚴厲一點也不妨,但我稍稍有點驚訝的是,這篇序言我讀過,為什么當時沒有感到有語法上的障礙?待我帶著這個好奇,找到原文和批評文章一一對照,終于明白了真相。批評者有很好的語法和修辭學方面的造詣,他所指出的語言構成方式確實都可探討,但其中大多只能說是用語粗疏而不能說是語法錯誤,而對有些作家來說,用語粗疏可能是故意的。在書面語言的嚴謹中加添一點口頭語言的隨意,有時反而能調節文本的規整語態,走向生動。當然,這種隨意性如果明顯地侵凌了語法,還是應該知道收斂和整理才好。可見,這本是作家和語法學者們協調商量的問題,但經起哄者們一炒作,情況就變得有點怪異。我從一篇評述這個事件的文章中讀到的指向,已成為“作家的文字資格”、“名人的認錯態度”等等不留余地的惡性事端了,幸好這位作家沒有再去理會。這件事,說到底,仍然是一個技術細節問題,而它一被點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視線,并燒燎到人格部位。這個程序,一再重復于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讓人驚心。
  說了這些實例之后我想歸結一下。
  文化在本質上是一個大題目。人們在兵荒馬亂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實務中呼喚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為它能給人們帶來一種整體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它會有許多細部,但任何細部都沒有權利通過自我張揚來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體力量。
  一個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思考層面和創造層面上,那它的復興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匠藝層面和記憶層面上,那它的衰勢已無可避免。
  世紀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聲音,但聽了幾年,文化都在為不知所云的細節而爭吵。終于不耐煩,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沒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沒有大家的文化。
  魯迅說,一個中國孩子,要學會幾千個基本漢字,再學會把筆畫繁多的難字準確地填到一個個方格中去,得花費一二十年時間。那么接下來,我們可以順著魯迅的計算把這筆賬做下去:這個人需要背熟歷代詩詞,通曉音律平仄,至少也得一二十年吧;掌握文史細節更麻煩,這是一個漫無邊際的大海,沒有三四十年出不來。當然會有不少人半途逃逸,像孔乙己,知道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就喝酒去了;像那個綁匪,學會了一筆好古文就謀財害命去了。堅持下來的總該有資格談文化、寫文章了吧,那也應該是七八十歲高齡了,而且還沒有來得及接受其它一切正規教育。不知這么一筆年齡賬,會給我們什么啟發?
  當然,普通話的標準發音還是要學,有名的古詩還是要背,順便學點平仄也不壞,語法上的問題還是要引起注意,但是,中國文化的榮辱邊界不能僅僅停留在這里,它還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我們學問不深,知識不廣,卻也懂得要為它失落多年的高貴內質招魂,而不能聽任它繼續淪于瑣碎和庸常。
  反過來想,如果中華文化再經過幾年調教,嚇得作家們再也不敢隨意談古詩了,嚇得導演藝術家們躲進書房學平仄去了,真正有點知識的人又被調教得目不斜視、足不出戶了,那么,社會上在暢談文化的會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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