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嘆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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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陀羅故地尋找到法顯和玄笑的足跡,我如此激動,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這是我們歷險考察的長途中第一次在文化意義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一些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于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歷代皇帝多數不喜歡萬里遠征。
那么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提叨仔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愿望,也沒有足夠的意志、毅力和體能。詩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后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僧人就不一樣了。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人的能量,他們中的優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于是,能走遠路的其實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只有僧人。
我們這一路走來,曾在埃及的紅海邊想象古代中國商.人有可能抵達的極限,而在巴比倫和波斯古道,則已經可以判斷他們千年之前明確無誤的腳印。
千年之前,當其他古文明的馬蹄刀劍揮酒千里萬里的時候,中華文化還十分內向。終于有兩個僧人走出,抱著精神文化的目的,要用中國文字來吸納娜矽卜的智慧。我們與他們在鍵陀羅逆向遭遇,但接下來,卻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隨他們去考察印度,即他f門所說的佛教圣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顯和玄獎經歷千辛萬苦來到這里,實際上是插入了異國他鄉的歷史,那么,插人了人家的哪一段歷史呢?
法顯是五世紀初年到達的,離釋迎牟尼創立佛教已有九百年,離阿育王護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經進人大乘佛教時代的中段。大乘佛教經二百多年前的馬鳴和一百多年前的龍樹的整理闡揚,在理論上已蔚為大觀,在社會上則盛極一時。法顯在我現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遠處,當時叫弗樓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見到過壯麗的“迪膩色邇大塔”,嘆為觀止,而當時這樣的大塔比比皆是。這也就是說,他來對了時候。
玄獎比法顯晚到了二百多年,已是大乘佛教時代的后期。但他比法顯幸運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后一位偉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以極高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才能重振已處衰勢的大乘佛教,對玄獎也優禮有加。那么,玄獎來的也正是時候。在戒日王之后,佛教衰微,以后就進入了密教時代。
他們在歷史的輝煌期到達,敏捷的求索目光不能不關注輝煌的來源和去處。因此他們實際取到的東西,要比帶回米的典籍多得多。
稚嘛在研究佛教的時候不能不追溯佛教產生前的背景文化,例如吠陀文獻,以及其中的《奧義書》,還有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等等。這一來,就由宗教碰撞到了一種古文明源頭,既獨立又深厚,品順不盡。我本人曾鉆研過一陣徐梵澄先生譯的(五十奧義書》,又為了探索古代東方藝術史而苦讀過婆羅多牟尼的《舞論》,已經深感這種文明的宏大和艱澀。面對一個古老文明,就像面對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海。光從書本里讀讀對大海的描繪是遠遠不夠的,至少也應站到岸邊聞一聞海腥味。法顯、玄獎明白這一點,所以甘于歷盡艱苦而來,成了東亞文明與中亞文明之間深層溝通的首批使者。一切深層溝通都不能僅靠文字資料,而必須以腳步、目光乃至整個血肉之身區作為船筏。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種文明已經時間不夠,更何況是多種文明。于是大家都變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幾經誤傳的信息作為判斷的基點,既傷害了自己又傷害了文明。因此,應該抓緊時間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勞走出受欺的陷阱。法顯、玄獎在前,是一種永遠的燭照。
我們,別看車輪滾滾,其實也就是在追摹他們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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