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嘆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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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伊朗才幾天,我們隊伍里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連天了。
這兒白天的天氣很熱,嚴嚴地包裹著頭巾確實不好受。她們有的是導演,拍攝時要在大街上跑來跑去地指揮;有的是節目主持人,要隨時隨地對著鏡頭又說又笑;有的是記者,聽到或看到什么立即要掏出筆來刷刷記錄;有的還兼總管,需要大聲地召集人員、點菜付款、叫出租車―她們竟然都要把頭發、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這一切,其間的艱難和有趣,自可想象。
她們在公共場所奔忙完了,一頭沖上吉普車就把頭巾解下來想松口氣,立即聽到有人敲窗,扭頭一看,敲窗者正比畫著要求女士把頭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來氣,搖下窗來用英語對那人說;“我是在車內,不是公共場所!”那人也用英語回答:“你的車子有窗,所以還是公共場所!”
那就戴好吧,車子開到一家從老板、廚師、侍者都不是中國人的“中國餐館”,女士們見到大紅燈籠和紅木窗格,覺得這已是中國地面,總可以解下頭巾了,沒想到剛岡lJ動手,兩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輕聲喝令不可造次。這下女士們急了,大聲說:“這是中國餐館!吃中國餐沒法戴頭巾!”
一個白胡子老頭出來,搖了搖手,算是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板,這么做只是為了賺錢,我們兒個女士頓時歡呼起來。其實,這頓飯質劣價昂,但她們一直為這個小小的勝利興奮著,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夸張地鼓動著沒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幫,順便用手僧一下囂張地裸露在外的頭發。
但這畢竟只是一個小機會,絕大多數時間還必須老老實實戴上。她們這些女子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于是成天在我們面前喊壓抑。我們雖然也曾有過幾分竊喜,故意神態放松地在車窗下逛來逛去,但同情之心還是占了上風,在行車途中盡量順著她們,覺得這是男士們可以自由瀟灑的代價。我們的五輛吉普車都裝著對講機,行車途中時時可以作全隊交談。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說,前面山上這朵烏云真好看,話音未落,所有男士齊聲呼應:“真好看,好看極了l”另一位女士指著路邊的小樹說:“這好像是蘆葦。”大家又異口同聲:’.蘆葦,當然是蘆葦!”態度之好,終于使女士們疑惑起來。
其實,我們的女士只包了一塊頭巾,車下滿街的伊朗婦女完全是黑袍裹身,嚴格得多了。對這件事,外來人容易產生簡單的想法,覺得這)L的婦女太可憐了,需要有一次服飾解放,理由是這樣的服飾禁錮了婦女的身心自由,遮蓋了婦女的形體美,阻斷了現代的社交活動和國際交往。這種想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從文化人類學和民族生態學的眼光來看,并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國古代裹小腳,以及有些地方的土著穿鼻、撐頸等明顯帶有生理傷殘的習俗應該廢棄外,對于一般的服飾文化沒有必要樹立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記得以前我曾在奪個王朝的背影》中討論過清初和清末漢族士大夫在“毀我衣冠”的問題上所產生的嚴重心理掙扎,可見此事關及一種歷時悠久的文化尊嚴,比簡單的明及飾解放”深刻得多。
我們在德黑蘭街上專門為黑袍的問題問過幾個年輕的女學生,她們的回答是:“我們的這個服裝傳統已延續了一千多年,而且與我們的宗教有關。我們沒有感到壓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一段時間,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們把傳統服裝改為西式服裝,但到七十年代積極呼吁恢復傳統服裝的,主要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青年。他們甚至認為,只有穿上傳統服裝,才能恢復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間情景有一點像中國餐飲,一度有人提出中國餐飲太復雜、太浪費,油膩和味精也不符合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飲,但到后來即使是年輕人也渴望恢復祖父一代的口味。在這類事情上夕卜人‘廂情愿地想去“解放”別人,有點可笑。
至于是不是毀損了一般意義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見得。我們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個以前怎么也不會相信的初步結論:從雅典出發至今,各國女性之美首推伊朗。優雅的身材極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紋褶的瀟灑抖動,就像古希臘舞臺上最有表現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現代時髦服飾中的深色風衣;她們并不拒絕化妝,卻讓一切干擾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讓唇、眼和臉頰成為惟一的視角焦點。這種風姿,也絕不像夕卜人想象的那么寒倫。
當然也面臨問題,那就是:我們在要求世界對它多元寬容的時候,它也應該對世界多元寬容,包括對本國人民。對于進人本國的外國女性,不應有過多的限制。對于正當的企圖追求另類生態的本國女子,也不應過多地呵斥。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蘭革命后客死異鄉的巴列維國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畢竟是在尋找民族傳統和國際溝通之間的橋梁。
在埃及時,我和王紀言、郭崔兩位特地到開羅呂法伊(Ri儷y)清真寺拜遏了他的陵寢,一間綠色雪花石的廳堂里安放著他的白石棺,邊上插著一面伊朗國旗,攤開著一部《可蘭經》。我想,對他也應寬容,他是伊朗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廳堂里靜謐無風,那面伊朗國旗,永久地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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