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嘆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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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曼串門訪友,路名和門牌號都沒有用,誰也不記,只記得哪個社區,什么樣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郵政信箱。這種隨意狀態,與阿拉伯人的性格有關。但這樣一來,我們要去訪問蒯先生家,只能請他自己過來帶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圓環的使館區,汽車上坡、下坡繞了很多彎,蒯先生說聲“到了”,我和陳魯豫剛下車,就看到一位紅衣女于芍望過來,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誰也無法想象她已經七十一歲高齡。
他們住在二層樓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確實非常樸素,就像任何地方依舊在外忙碌的中國老人的住所,但抬頭一看,到處懸掛著的書畫都是大家名作。會客室里已安排了好幾盤糕點,而斟出來的卻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熱情健談,陳魯豫叫她一聲阿姨,她一高興,話匣子就關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歲才離開,我問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處房子里,她取出一張照片仔細指點,我一看,是現在上海錦江飯店貴賓樓第一七層靠東邊的那一套。正好陳魯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文談中就夾雜著大量上海話。我們感興趣的,當然是早年她與父親生活的一些情況;她感興趣的,是五十年不講的上海話今天可以死灰復批,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談話片斷,現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時代的讀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實在舍不得在地中海與兩河流域之間的沙漠里,一個中國老婦人有關一個中國舊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親一九二了又年與父親結婚。在結婚前,華格鎳路的杜公館里,已經有前樓姆媽沈太太、二樓姆媽陳太太、三樓姆媽孫太太,但只有前樓姆媽是正式結婚的,她找到還朱結婚的我母親說,二樓、三樓的那兩位一直欺侮她,為了出氣,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為一個布L物送給我母親。我母親那么年輕,又是名角,也講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東高橋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轟動,我母親堅持一個原則,全家女著凈事阻宗時,由她領頭。那年我兩歲,我母親生了四個,我最大,到臺灣后,蔣家只承認杜家我們這一房。
“父親很嚴厲,我們刁習亥見他也要預約批準。見了面主要問讀書,然后給五十塊老法幣。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親,父親的教育職能由母親在承擔,而母親的撫育職能則由阿姨在承擔。后來到了中學,家里如果來了外國客人,父親也會讓我出來用英語致歡迎詞。有時我在課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來了貴客,父親要我去陪貴客的女兒。母親一再對我說,千萬不要倚仗父親的名字,除了一個杜字,別的都沒有太大關系,要不然以后怎么過日子?這話對我一輩子影響很大,我后來一再逃難、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過去。
“父親越到后來越繁忙,每天要見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才急匆匆從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經可以看到解放軍的行動。他還仔細地看了看黃浦江岸邊的一家紡織廠,他母親年輕時曾在那里做工。在香港他身體一直不好,因嚴重氣喘需要輸氧,但又不肯戴面罩,由我們舉著氧氣管朝他噴。母親問他現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他說希望阿冬過來說話,阿冬就是盂小冬,母親就答應了。父親還就這件事問過我,我說做女兒的是晚輩,管不著。后來他就與孟小冬結婚了。父親去世后孟刁咚只分到兩萬美元,孟小冬說,這怎么夠……”
陳魯豫打斷說,我們談點愉快的吧,譬如,你們兩人是怎么認識的?
這下兩位老人都笑了,還是杜美如女士在說:“那是一九五五年吧,已經到了該結婚的年齡,我們幾個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義玩,?參加了一個舞會,見到了他。但我是近視眼,又不敢戴眼鏡,看不清,只聽一位女伴悄悄告訴我,那位白臉最好,她又幫我去拉,一把拉錯了,拉來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當然我最后還是認識這位白臉了,見了幾次面,他壯著膽到我母親那里準備提婚,正支支圣石島,沒想到母親先開口,說看中了就結婚,別談戀愛了。原來她暗地里做了調查。
蒯先生終于插了一句話:“我太太最大的優點,是能適應一切不好的處境,包括適應我。”
“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過一次重大車禍,骨頭斷了,多處流血,但最后發現,臉上受傷的地方成了一個大酒窩!”我們一看,果然,這個“酒窩”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聲中抖動。
她五十多年沒回上海了,目前也沒有回去的于瀏,而不回去的原因卻是用地道的上海話說出來的:“住勒此地勿厭氣。”“厭氣”二字,牙肋準翻譯。她說,心中只剩下了兩件事,一是夫妻倆都已年逾古稀,中華餐館交給誰?他們的兒女對此完全沒有興趣;二是只想為兒子找一個中國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卻不知從何選擇。她把第二件事,鄭重地托付給我。
我看著這對突然嚴肅起來的老夫妻,心想,他們其實也有很多煩心事,只不過長期奉行了一條原則;把一切傷痕都當作酒窩。
酒有點苦,而且剩下的也已經不多。
祝他們長壽,也祝約旦的中華餐廳能多開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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