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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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師盛鐘健先生在“文革”期間因得罪造反派而被趕出了上海。在全國似乎又要“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當口上,他悄悄地潛回上海來看我。見我已經憤世嫉俗地躲在一個最多只有三平方米的白搭窩棚里很長時間,不見世人,不讀報紙,他覺得不是辦法,便許諾回浙江后設法為我找一處山間洞穴棲身。
  不久他寄來一封語焉不詳的信,說找到了,要我立即到十六鋪碼頭搭船去浙江,再由他領我去終點。
  我知道終點一定很偏僻,那個時代通訊還非常落后,偏僻就意味著難于寄信、收信。其實,當時上海家里也根本沒有人收信。這么一想,覺得我這次告別等同于一次“失蹤”。
  這樣的告別使我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悲愴。那天拎著一個網兜離家時,正好遇到家里最小的成員、我的小弟弟余國雨從“學工”的地方回來,我就要他送我到碼頭。我以前頻頻出行從不要家人來送,這次卻要讓這么一個告別變得稍稍隆重一點。
  余國雨雖然與我差了十多歲但感情很好,我放在家里的一些書都是他幫我保管的。在搭乘公共汽車去碼頭的路上我很想對他交代點什么,但一上車就看見一個身材瘦削的身影。這個人總是在我最煩悶的時候幽然出現,他知道我討厭他,今天如果被他看見,他一定會從我去碼頭這件事與當前“階級斗爭大形勢”聯系起來,并以“見證人”的身份揭發點什么。我立即躲到余國雨身后,把提著網兜的那只手搭在頭頂抓桿上,將臉遮住。結果,那個人下車后不久碼頭也到了,我什么話也沒有對余國雨說。
  奉化大橋鎮的半山老樓,正是盛鐘健老師通過在本地文化館工作的史潔英大姐和青年畫家王利華先生好不容易為我找到的“山間洞穴”。
  那老樓蒙塵日久,處處朽敗,史潔英大姐把樓梯半道上一間四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間的門打開了,那就是我今后的潛隱處。
  小室有窗,被山樹遮覆。等盛鐘健老師和史潔英大姐走后,我聽著窗外傳來的山風和鳥鳴,知道離喧鬧的世界確實已經很遠,深感滿足。
  按照一般的生活標準,這里非常困難。首先,沒地方吃飯。山下有一個很簡陋的食堂,但一下一上要走很長時間,因此只能幾頓合成一頓,基本處于饑餓狀態;其次,找廁所也不容易,每天要在山間走不少路,如在半夜,又遇大雨,就有點恐怖。
  盛鐘健老師當初設想,他為我找的地方即使萬般不是,至少“有茶可喝,有書可讀”。喝茶顯然不可能,因為弄不到開水;但讀書這一項,卻超乎想象地滿足了。
  原因是,這老樓原來是以蔣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圖書館”。
  
   二
  
  這個圖書館一九二八年就造成了,先叫奉化縣圖書館,一九三O年改名為中正圖書館。
  書籍主要來源于捐贈,蔣介石自己捐獻了一百多種圖書,地方紳士朱守梅捐獻了《四部叢刊》和《四部備要》,另一位地方紳士俞飛鵬捐獻了《萬有文庫》,后來圖書不斷增加,到抗日戰爭前夕已達到一萬多冊。這數字,作為圖書館的藏書,現在看起來實在不多,例如還遠遠比不上我一九八六年個人藏書最豐時的數量,但在當時,應該算一個不錯的公共圖書館了。抗日戰爭爆發后,當地的文化人怕這些圖書毀于戰火,一次次搬運到鄉間躲藏,到抗戰結束后運回,只剩下了八千多冊。
  這樣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在一九四九年政權更替之后當然不能保持原來的名字了,不久連“圖書館”這個名義也撤消了。事實上,以《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和《萬有文庫》為主干的藏書,到了處處都在“破舊立新”的新時代,實在也不堪實用,幾乎無人間津了。
  幸好它長久無人問津,終于被人遺忘。否則,文化大革命一來,造反派紅衛兵非得把這些書,連同這座樓,徹底燒個精光不可。當時連一個普通的國民黨員都被斗得死去活來,怎么會讓國民黨總裁的圖書館成為漏網之魚?
  但它終究成了漏網之魚,漏在銹跡斑斑的封閉中,漏在樹遮草埋的半山里。 好像,專在等我。 那天,樓下朝東的那扇門被輕輕打開,很快又關上了。樓梯上傳來極輕的腳步聲。我從門縫一看,一位清瘦的老者正慢步上樓。他走過我的門口,轉個彎,繼續上樓梯。到了二樓,他從衣袋里摸出鑰匙,把那間朝南正房的大門打開了。他進了門,但沒有把門關住。
  看來老大爺并不知道我住在這里。怕突然間嚇著了他,我故意弄響了一點聲音,老大爺聽見了,從二樓的大門口看下來,我隨即給他打了招呼,并告訴他是誰讓我住在這里的。老大爺和氣地點頭,我也就順便上了樓梯。
  樓梯正好十級。我在門口往里望,呵,滿滿一屋的舊書!老大爺邀我進屋,我坐下與他聊了起來。
  老大爺算是一名保管員,過幾天來查看一次。在當時,看管這些舊書的意義誰也說不出來,有關部門只是讓一個古稀老人有點事做而已,而老人也從來沒有見到什么人來看書,因此聽我談起這間屋里所藏的那幾部書,他很興奮。
  一開始他隨口介紹說;《四部叢刊》和《四部備要》都是朱守梅在一九三O年捐獻的。我說:“一九三O年捐獻的可能是《四部叢刊》吧,因為《四部備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老大爺眼睛一亮,看了我一會兒,立即走到書櫥里翻動,然后告訴我:“你是對的,一九三六年,中華書局。”
  我為了進一步取得他的信任,又說:“中華書局是沖著商務印書館來的,《四部叢刊》應該是商務版。”老大爺換了個書櫥翻了翻,說:“你又說對了。看來中華書局后來居上,《備要》比《叢刊》好讀,新式排版,干凈清晰。”
  我說:“商務也有更新式的,你看這,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
  就這么扯幾句,老大爺說:“你住在這里,這些書算是遇到知音了。它們也是可憐,抗戰期間從這個村搬到那個村,躲來躲去,好不容易保存下來,卻沒有什么人來讀過。蔣介石要蔣經國到這里來讀書,蔣經國哪里有空,只是來翻過幾回,匆匆來,匆匆去。”
  順著這個話題,我提出了借閱的要求。老大爺一口答應,卻只準我在這間屋子里閱讀,連移下十級臺階,借到我的小房間里也不同意。他說,這是一九三O年就訂下的規矩。我想,在這文化大革命的亂局中,他居然還在遵守一九三O年“中正圖書館”的規矩,既荒唐可笑,又讓我尊敬。人世間總有一些不管時節、不識時務的人,正是他們對時間的漠視,留下了時間的一分尊嚴。 “那您幾天來一次?”我問。 “如果你要看書,我天天可以來。”他說。 “這多麻煩您啊。”我說。 “不麻煩。我平日沒事,在家里、在這里一樣。以前沒人看書我不來。你來看,我陪著高興。”他說。
  以后,老大爺果然天天來,我也就能天天看書了。書櫥旁的一個架子上又有一些非常實用的辭書,可以成為我的幫手。
  
  三
  
  正是那些密密層層的古籍,使得老樓離外面的世界更遙遠了,我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純凈。開始我以為這種純凈來自環境,一個月后覺得這種純凈來自文化,再過一個月又覺得這種純凈來自自己的生命了。
  忘了在哪一天,我把幾冊線裝本小心地裝回函套,插上玉簽,推過一邊,再把我寫的幾頁筆記攏齊,拿起來在桌上頓了頓,放下,輕輕地舒了口氣,閉一會兒眼睛。突然,一個有趣的想法閃人腦際:我從小就聽說吳石嶺半山里藏著古書,一直等著哪一天能看到它們出土,現在我不正是全部得到了嗎?也是半山,也是古書,只是換了一座山而已!
  原來,“半山古書”不是一種秘藏,而是一種境遇。但是,既然從小聽得,幾成咒語,那么,我要萬分珍視這個境遇。
  我下樓爬坡,到一個高處向家鄉遙望,希望能看到吳石嶺。但是,淺褐色的嵐氣間山峰很多,我認不出哪一座是吳石嶺,但那最高的一座,估計是吳石嶺南邊的栲栳山。
  
  我目前在這個半山讀到的古書,一定要比那個半山藏著的古書多得多。天下再神奇的傳說,都比不過我們的人生玄機。或者說,傳說是一種企盼,企盼中的結果總會落到企盼得最誠懇的人的眼前。
  現在我有幸成了這個人,“半山古書”的洞口打開了。我似乎領悟到,這是一種冥冥中的力量在安排我拔離污濁,參與一種神秘的預習。將來的很多事情,會與這種預習有關,會與這些古書有關。
  想到這里我有點驚慌。這片土地,還會有機會與古書有關么?
  因此,山下的世界,又隱隱約約地浮現在眼前。
  山下那個食堂門口有一個閱報欄。我走過時會習慣性地瞥一眼,瞥后又深覺后悔,好像目光的一端沾到了污穢,辜負了這半山清寂。從大字標題看,外面確實是在鬧“批鄧”了。閱報欄張貼的報紙中,有一份是上海的,有一份是杭州的,有一份是寧波的,大多數文章都離不開“批鄧”,這比“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更讓人反胃。“文革”初期除了我家這樣備受欺凌的族群之外,很多人還鬧不清這場革命會帶來什么結果,邊喊口號邊觀望;這么多年過去,只要略有良知的人都已看清是非曲直,再鬧大批判已近似耍潑,怎么還會有那么多人跟隨呢?
  這種忿懣和感嘆,在這里只是從心頭一閃而過,因為我的心思早已埋落在千年之前。但是有一天,我那一瞥似被凍住,不能不靠近閱報欄細看一番。一個我知道的筆名,“石一歌”,一個多所高校的聯合教材編寫組,居然也在寫批鄧文章了。
  這種文章,無非是拼湊幾句魯迅的話來論述歷史不能倒退。從閱報欄上看,現在似乎是全民都在這么做,但我內心還是很不舒服,猜測著那些教師們參與其事的原因。是不得已而奉命,還是有一兩個人不甘寂寞?這一兩個人是誰呢?金牙齒肯定是,另外還有誰?想了一陣,毫無頭緒,也就讓山風把種種想頭吹走了。
  我在山路上邊走邊想,腳下是飄落的樹葉,踩上去軟而無聲。但是有幾段山路未被樹蔭遮蓋,飄落的樹葉被陽光曬干了,一下腳便發出很響的嚓嚓聲,阻斷了四周的蟬鳴。
  
  四
  
  我在奉化大橋鎮潛隱的這座山,叫錦屏山。身體稍好時,我會爬到山頂,山頂有一個亭子,叫“望鄉臺”,不知有何典故。山徑空無一人,無處可問。
  站在望鄉臺上我想,奉化倒是一個不斷被“望鄉”的地方。臺灣很多老人,一直把這里當作遙望的對象。不久前,八十九歲的蔣介石先生病逝臺灣,靈柩暫歇慈湖,只是因為那里的山水近似奉化老家。此刻奉化異常安靜,草樹無風,云停雀噤,包括我正悄悄蟄居著的這座老樓,也默然頹然。是啊,我怎么正巧在這個時間蟄居在以蔣介石名字命名的老樓里呢?這些天他的游魂飄然返鄉時也許曾一再地在這座老樓里停駐?他的去世,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所謂一個時代的結束,那就是組成那個時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間無論是終身伙伴還是終身敵手,都會在差不多的時間離開世界。風云時代終于被歲月本身過濾,只剩下風燭殘年的單純。今天的我,正攀援在思鄉老人的單純里。
  山下的食堂也盡量不去了,買一些最便宜的干糧充饑。發現半山有一處山溪清洌,散步時總帶個杯子到那里喝個夠。這是因為,看書一投入,連下山、上山的時間都舍不得了。
  一天傍晚,聽樓下有急促的敲門聲,下去一看,見是史潔英大姐和那位本地畫家王利華。他們說,唐山發生了大地震,不知會不會波及浙江,這樓太老,萬一來了地震難免坍塌,因此要我搬到他們所在的破廟中去住。“當然破廟也不安全,但畢竟只是底層,逃起來方便。”
  因為完全不知相關情況,所以也沒有猶豫的可能,立即聽從他們的意見,提了一個網兜去破廟了。白天,還是到老樓看書。老大爺仍然每天來陪我。有一天他還提了一袋家產的水果到破廟來看我,算是正式拜訪,盡管我們在老樓天天見面。這是已經被我們這一代生疏了的老一輩的禮數。
  老大爺多次問我:“這么枯燥的書籍,你年紀輕輕怎么鉆得進去?”
  我說:“只要鉆進去,里邊就不枯燥了。”
  確實,中國古籍浩如煙海,但只要人得其內,便能發現諸多門徑。即使是稱作“備要”的書籍,也要懂得區分其中的基元典籍和衍伸學說,然后明白何處專攻,何處精研,何處泛讀,何處瀏覽。以我的經驗,尋找區分的界線,便是充滿興趣的一件事,因為基元和衍伸常常混雜,即便區分清楚了,又會發現基元之中還有基元,衍伸之外還有衍伸。這樣閱讀,一路探詢結構,步步都有發現,自身的思維與古代的典籍相與斡旋,事半功倍。
  后來才知道,正是這個時期,外面發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爭。在周恩來去世、鄧小平下臺、毛澤東病重的情況下,文化大革命的“大軸子戲”,正以特別怪異和兇險的方式一幕幕展開。所幸我在山間,什么也看不到。
  終于,哐啷一聲,天下一抖,所有的人都明白,事情要告一個段落了。
  自從我從兩個山民口中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好像一個決定大家命運的重要人物去世了,便立即提起網兜離開了那座樓、那座山,為的是急著要看看,全家的命運是否會發生變化。
  那天走得何其匆忙,下山時甚至沒有抬起頭來再看一眼這座留下了我關鍵“學歷”的半山老樓。
  我幾乎是氣喘吁吁地小跑著,下山、等車、找船,急急地趕回上海。我不知道今后將會遇到的,是更大的災難,還是別的什么。對全家而言,我已經“失蹤”太久。
  后來才知道,半山老樓是一個終點,又是一個起點。前面,一段完全不一樣的歷史,等著我,等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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