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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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下鄉前的一個下午,雨中夾雪。我把自己喜愛的一堆舊書當作廢紙論斤賣了,得到三元錢,試圖買一件能在野外勞動時穿的長棉衣,走了好幾家舊貨店都沒有。終于在八仙橋的一家勞保剩余物資商店看到一件,卻要四元,只得空手而歸。
  店門口一位老太太對我說:“小后生,你已經濕透了,大冷天,要感冒的。”抬頭見我兩眼發怔,就嘆了一口氣,搖搖頭。
  
   二
  
  我和同學們去的地方,離上海倒是不遠,江蘇吳江太湖邊上的一個軍墾農場。這將是走向更遠的地方的出發點。更遠的地方在哪里?怎么走?什么時候走?都不知道。
  我們先在吳江縣的松陵鎮落腳,據說軍墾農場就在七八里路之外,為什么不是一下子直接到軍墾農場呢?這有點奇怪。
  小鎮上正在集中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在一個破舊的大倉庫里,一個臉色嚴肅的軍人站在一個高臺上報著各人的名字,口氣凌厲,與那天的逆風大雪連在一起,更覺得寒冷。報到名字的學生知道了自己的編隊,高臺下有一批臉色更嚴肅的軍人站成一橫排,讓學生們根據編隊排在他們身后。
  這個編隊,按軍隊體制分成連、排、班,是今后幾年我們勞動和生活的單位。編隊不分原來的學校和地區,完全打亂,這使我頃刻之間感到一種解脫。前幾年在學院所受的全部窩囊氣,一時化作了云煙。我向排在我的前面和后面的陌生人打招呼,頭頂傳來領隊軍人的喝令:“不準喧鬧!肅靜!”
  就在這時,一件讓我高興的事情發生了。
  我們這批人,是由學院的四個“革委會”領導押送來的,其中兩個是工宣隊頭頭,兩個是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四人中領頭的,就是那個工宣隊的“第一把手”。
  他們每人披著件軍大衣,這是幾年來所有造反派頭頭的典型裝束。與正式軍人不同的是,造反派穿軍大衣越隨便越時髦。你看他們幾個,“第一把手”雖然披著大衣卻沒有把衣袖套在手臂上,而是讓它們在兩邊晃蕩著;另一個工宣隊員倒是把手臂套進袖子了,但沒有扣衣扣;學院造反派頭頭中那個姓王的哲學教師,把大衣穿嚴實了,卻又冷索索地籠起了雙袖,把兩只手對插在袖筒里,像一個村頭老農;學院造反派頭頭中那個姓馬的舞臺美術系學生,則干脆把兩個大衣袖子捆扎在腰上,大衣整個成了鼓鼓囊囊的棉裙。
  記得出發之前我們在學院操場集合,他們四個就是這副樣子對我們訓話的,大意是:“你們以前的一舉一動,我們都會告訴部隊首長;你們今后的一舉一動,我們也會知道。”訓完話,播放樂曲上路。樂曲是“第一把手”指定的,他沒聽說過吳江縣,卻知道有個余江縣,毛澤東主席曾為那個縣寫過詩。他便混在一起,決定播放那首詩的樂曲,給我們送行,自以為這樣做很政治,也很文化。但那詩的題目是《送瘟神》,這引起了我們的嘩然。“第一把手”說:“不管是不是瘟神,由毛主席來送,就是幸福!”
  這就是說,直到我們離開校門的那一刻,我們的身份、名號、禍福,都由他們這些人隨口決定。但是,當我們這些幸福的瘟神一進入松陵鎮,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我早注意到,他們很想去靠近軍人說些什么,軍人完全不予理睬,還一再把他們當作閑雜人員趕開。他們尷尬地偷看我們是否發現了這個情景,我們誰都發現了,又裝著沒發現,好讓事情繼續發展。他們四個,在百無聊賴中點起了香煙。
  突然,高臺上一聲大吼:“你們幾個,把衣服穿好了!吊兒郎當,真不像話!”全場立即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都隨著臺上軍人的手指,集中到那四個人身上。
  緊跟著“第一把手”的另一個工宣隊員上前一步,揚著手說:“我們是護送人員,我們是上海戲劇學究的護送人員廠但他講的不是普通話而是上海話,在一個大空間中用上海話來講這兩個句子,是連上海人也聽不明白的。軍人只當他是揮著香煙在狡辯,更憤怒了,說:“這兒是糧食倉庫,你們再抽煙,我把你們幾個全逮起來!看你還噦里八嗦!”
  四個人立即蹲下身去,把煙頭在泥地上掐滅。
  還沒等他們站起身,高臺上的軍人已經發出命令:“各連注意,全體向農場出發!”
  這情景,實在讓我高興。
  
  三
  
  后來我們知道,這位軍人是一名作戰訓練股長,叫王延齡。我們開心地問王股長,知道不知道他訓斥的是我們學院的領導?他說:“領導?領導不是都被造反派打倒了嗎?”
  我們說:“那就是造反派領導。”
  他又說:“造反派?不是都交給我們來改造了嗎?”
  根據這種簡單而明確的邏輯,軍人顯然沒有把學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放在眼里。
  對于這一點,當時我顯然高興得有點過分了。我把自己的期望投給了一個偶然舉動,我夸大了軍人呵斥那四個造反派頭頭的意義,甚至對于被呵斥的人與我爸爸單位造反派頭頭在外貌上的相似作了不切實際的聯想。于是,我突然覺得這個農場是一個值得留駐的好去處,一時精力旺盛,在非人的苦役中拚命奮斗。
  其實,當時軍隊也是積極響應文化大革命的,只不過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就是軍隊,因此,這是他們的時代。
  很快,我們直愣愣地面對了另一種驕橫。
  一個副營級的文職軍官,并不是管教我們的,那天不知道為了什么事來到農場,把我們集合起來訓話。一上來就說:“不要以為知識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要問你們一個問題,你們要誠實回答:你們究竟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問一遍:你們究竟蠢不蠢?”
  “蠢!”大家拖著音,轉著調,懶洋洋地回答。
  他來勁了,再問一句:“你們究竟傻不傻?”
  “傻!”這時大家是高聲回答了,干脆利落,回腸蕩氣,近乎歡呼。
  “那么,”他得意地要宣布結論了,“你們全體要脫褲子——”他故意在這兒停頓,雙目炯炯地掃視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學們不知道怎么來執行他的命令,幸好他終于說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資階組的尾巴!正是這條尾巴,讓你們又蠢又傻!”
  
  四
  
   這事很快被一個真正管教我們的羅股長知道了,羅股長是正營級,大怒,當著學生的面便罵道:“他算什么東西,敢到我這里來敲鑼賣糖!成天騙人家說自己是大學生,見到真的大學生,就來訓話過過癮。還當著女學生的面說什么脫褲子,我哪天非派幾個戰土真把他的褲子脫掉不可,拖到這里來叫他示范!”
  但是,也正是這位快人快語的羅股長下令,根據軍區某司令指示精神,把我們行李中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書籍全部上繳、焚毀。
  這是一場真正的劫難,所有的學生知道這次下鄉是一輩子的事,因此認真挑選了一些能夠最終維系自己文化身份的書,這么一燒,也就燒盡了有關文化的最后一個夢。
  那天,兩只裝滿書籍的水泥船離開農場要到吳江縣城去焚毀的時候,大家在水邊默站著,就像送別自己的靈柩。
  后來知道,每個人都想方設法為自己留下了一本、兩本。我給那位來檢查書箱的姓陳的排長塞了一包香煙,偷偷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編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是一九五九年重刊的斷句排印本,一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王造時翻譯的一九五六年三聯版,心想以后晚上入睡前也有東西可以在帳中翻翻。
  當時陳排長把那包香煙塞進口袋,緊張地拿起這兩部書胡亂翻看了一會兒,便問我:“里面有沒有反對毛主席的話?”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林副主席的?”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解放軍的?”
  我說也沒有。
  “你保證?”
  我說,我保證。
  
   五
  
   農場的活,艱苦得難于想象。
  原因是,我們其實并不是在農場勞動,而是要在太湖中開出一個農場。這也就是我們一開始只能在吳江縣城報到的原因。
  這么冷的天,必須跳到太湖的蘆葦蕩中,挖起一團團湖底的泥,一點點壘堰。一下水,腳已凍僵,被蘆葦根割得鮮血直冒還沒有感覺。
  蘆葦蕩邊有稍干的土坡,由我們自己搭建宿舍。用泥土一方方夯緊,壘墻,蓋上稻草,就算成了。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時就在上面擱一塊木板,這便是床。
  每次勞動回來都累得像死狗一樣,拖著身子蹲在水溝邊草草一洗,吃幾口飯倒頭便睡,早晨醒來頭邊全是白雪。
  昨天晚上脫下的泥水衣根本干不了,只能閉眼咬牙,套在身上。熱烘烘地剛從被窩里鉆出來的身體套上昨天濕衣服的感覺,在幾十年后的今天寫來還是一身寒噤。
  當年每天早晨就這么寒噤著,直到跳進徹骨的湖水中,不再寒噤。
  漸漸,泥堰連起來了。接下來的事情是把泥堰里面的水抽走,再挑泥固堰,于是成天挑擔。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肩上一直血肉模糊,從未愈合,因為天天都有重擔在壓、在磨,愈合不了。
  
  六
  
   嚴冬季節終于過去,春天來了。但太湖的春天一點也不能叫人稍稍輕松一點,因為立即要投入春播春種。
  春播春種的活兒之重,全因為農場占地之大。當時部隊做一切事都求大,為了上報一個漂亮的指標,把農場開得比實際勞動力所能承受的極限面積還大出三倍,這在圍堰時已經有強烈的感覺,現在,圍出來的土地要我們一畝畝、一尺尺、一寸寸去開墾和播種了。軍人只是指揮和監督,實際勞動的便是幾千名大學生。
  為了搶時間、搶面積,每天只得凌晨四時起床,晚上八時收工。大家去上工的路上全在瞌睡,走得跌跌撞撞。
  青春的力量終于創造了奇跡。如此超常的面積,春播春種居然全被我們吃下來了,連一個角落也沒有遺漏。剛干完這么驚人的重活,一天也不得休息,必須立即轉身去加固圍堰,以防夏汛。這事還沒有完,更可怕的夏收夏種來到了。
  夏收夏種為什么可怕?因為它要比春播春種增加一倍的工作量。那么多稻子要全部收割、挑運、脫粒、晾曬,再裝船運到蘇州,然后再把春播春種的活重復一遍。那就只能每天凌晨二時半起床,晚上九時收工了,勞動中暈倒的人不知其數。
  最難的活兒是挑稻擔。這是因為,整個農場還是湖底軟地,挑著一百多斤的擔子腳下很難著力,更麻煩的是半途不能擱擔,一擱,稻擔就粘在泥里陷下去了。整個農場都是軟地,因此一旦擔子上肩,你就必須軟鋪鋪地走完幾里地,才能擱在圍堰上。這中間,會無數次地覺得已經到達生命的盡頭,表情齜牙咧嘴,如酷刑至死,卻還在奔逃。
  機械學院的一個男學生用電線纏身,自殺了。留下遺言是:實在太苦,再也熬不過任何一天。
  我們的心都為他抽搐了一下,但嚴密安排的作息時間使大家沒有可能稍加體會,手腳軀體立即投入了快速運轉。
  
  七
  
   那是夏收夏種季節即將結束的時候,八里路之外的松陵鎮居民利用星期天來參加義務勞動。他們跨過木橋、翻過圍堰、繞過草房、穿過麥垛,終于看到了我們。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外面的居民,他們的細皮白肉、整潔衣服使我們大吃一驚,好像每一個都是瓷人兒;而他們見到我們就更慌張了,所有的人都立即停步,張大了嘴,幾個婦女還驚叫一聲。
  終于一位老年人開口了,他問:“你們,就是大學生?”
  ‘
  我們說:“是啊!”
  話音剛落,他們就流淚了,很快便抽泣成了一團。
  這使我們驚訝——我們,難道變得那么可怕了嗎,居然把他們嚇哭了?
  按理,當年小鎮的居民也十分貧困,對于艱苦絕不陌生,但他們無法面對這樣一群人:身架極瘦,膚色極黑,衣衫極破,頭發極亂,臉上戴一副眼鏡,腰上扎一根草繩,肩上壓一副擔子,擔子的重量,不是居民中任何一個所能承受……而這群既像乞丐,又像苦役犯的年輕人,居然是才二十歲出頭的大學生!
  這群哭哭啼啼的人在當時顯然影響了挑擔者的腳步。這既加重了肩上的負擔,又阻礙了隊伍的進度,一個戴眼鏡的瘦個子青年扭了一下被重擔壓歪的脖子喊道:“快跟上,別打岔!”
  挑擔的大學生們非常聽他的話,立即跟上了腳步。
  那些市民覺得“別打岔”也許是指他們,知趣地后退了幾步,呆呆地看著。
  這個發號施令的戴眼鏡的瘦個子青年,是這幫勞動者的小領班。
  他就是我。
  
  八
   我在軍墾農場中的勞動勁頭,把許多身強力壯的漢子們鎮住了。結果,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個小領班。
  開始,我的勞動勁頭是出于一種回歸心理。這要從到農場的第一天說起。
  那天學院的四個造反派頭頭受到軍人訓斥后很想挽回一點面子,覺得不能遭到冷遇就半途返回,執意要把我們從小鎮送到農場。但是,通向那個尚未開出來的農場的路,是一條剛剛踩踏出來的泥濘小道,這兩天被雨雪浸泡得滑溜無比,他們幾個沒走出幾步已經摔了好幾跤,渾身污泥地站在路邊對著我們傻笑。但光是站著就又有一個滑倒了,他去拉邊上兩個,三個一起趴倒在地上。
  那年月大學生經常下鄉,都學會了走這樣的路,上海的工人卻沒有這樣的本事,所以那兩個工宣隊員摔得最慘。照理我們學院的兩個造反派頭頭以前也下過鄉,不應該這么狼狽,可惜他們今天要擺領導架子,都穿了皮鞋,結果也就寸步難行了。
  除他們之外,我們所有下鄉的學生都不約而同地穿了勞動膠鞋,因此也就相扶相持地邁步向前了,還笑著向他們揮手,就像揮斷一段歷史。
  這中間,要算我走得最爽利了。同學們都有點怪異地看著我的腳下,我才恍然大悟,此時此刻,我的全部童年正在腳下展示驕傲。
  上林湖和吳石嶺,一下子出現在我背后。
  我正是在這樣的泥路上赤腳長大的。不是媽媽沒有給我鞋,而是我的小學同學中有很大一部分沒有鞋,我受不了他們在雨天把小小的赤腳插在泥塘間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腳。其實小孩子都受不了誘惑和傳染,結果,全班同學,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貧富,沒有一個下雨天穿過鞋,沒有一個不是嬉戲泥濘的好手。而對男生而言,有一大半連晴天也喜歡赤腳,包括我在內。
  這種習慣早就遺忘,因此今天連我自己也有點吃驚,發現幼功未廢,故技仍存,我居然能夠在這么多城里人步履維艱的地方隨心所欲地攙扶這個,拉拽那個,甚至還可以奔跑、跳躍!
  
  九
  
  這一個小小的優勢,使我抓到了一點自身生命的原動力,興奮莫名。
  興奮的原因,我現在說得很簡單,當時卻是想了好幾天才明白的。
  我已經有幾年找不到自己了,連一個最小的支撐點都沒有。政治上,我是對立面,卻沒有作為對立面的觀點;學業上,我是高材生,卻沒有完成任何一門專業課程。我是一股可有可無的空氣,我是一種可以加上任何名號的幻影,我的人生剛剛開端卻未曾邁出屬于自己的任何一步,而且,在可以預測的將來,不可能找到任何歸宿。
  本來急著下鄉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原始生計,還想給垂危的家庭一點補貼,沒想到剛一下腳就像是接通了電流,先是渾身一顫,再低頭看到了自己的插座。
  我的眼前早已沒有文化圖像。還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戲劇、電影界早已成為是非之地,我報考大學時朦朧出現過的文化憧憬已經破殘不堪;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后的大批判使殘存的一切更成了一片狼藉;胡錫濤先生在文匯報社“槍斃”了我有關文化的最后一個夢幻,而來農場后軍隊下令繳書燒書,則把今后的任何一絲可能都蕩滌干凈了。這種層層剝除,開始有點痛苦,后來只剩下了痛快,覺得干脆一無所有,反而輕松,因此我對胡錫濤先生和軍人沒有怨言,反而感謝他們幫了我一把,幫我解脫。至于在帳子里偷偷留下兩本書,則已經毫無企圖,只為解悶,就像是無聊時抬頭數星星,并沒有航天意圖。
  我又想到了家鄉的吳石嶺。那么多古書都藏到山肚子里去了秘不示人,外面看去還是莽莽蒼蒼一派強蠻,這才是亂世存身之道,山河授人之訣。
  人一解脫就來勁,只想一門心思干農活。
  我與其他同學還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幾年來第一次真正吃飽了飯。開始幾天炊事班在小鎮做了飯送來,常常在泥濘小路上打翻,剩下的就不夠大家分了,我由于幾年來已經餓慣,不在乎再餓一頓兩頓,便輕松推讓,這又使同學們對我的抗餓能力產生驚訝。但這樣的事情很快就不再發生,因為炊事班不久也搬到我們白搭的草房中來了。其他同學還在抱怨菜肴不好,我則覺得軟潤噴香的大米飯已是天下至味,有幾筷青菜下飯就已足夠。
  請想一想,一個年輕人忽然間掙脫了羈絆,吃飽了飯,拽足了勁,腳踩在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泥土上,結果會是怎樣?
  結果是,生機猛醒,以苦為樂,率性大干。
  
   十
  
   我被大家選為臨時班長,另外還有一位臨時副班長。這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官職”,但我回想起來,如果就選舉的徹底真實性而言,這個臨時班長可算作我一生任職之最。
  這是因為,那次選舉不可能滲入一點一滴勞動之外的任何因素,全憑大家每日每時的親眼目睹,直接地判斷了一個人的吃苦能力、帶頭能力和指揮能力。
  對我來說,帶頭能力就是吃苦能力。每項活兒都有最艱苦的點,每天的活兒也有最艱苦的坎,只有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生命擱置在那里,一次也不要含糊,那也就是取得了帶頭的地位。
  我每次都做到了。當然不是為了當臨時班長,天下沒有哪個瘋子,會為了這么一個小差使去支付生命的代價。其實,我的目的就在于生命的擱置。在失去別的任何價值系統的環境里,把生命擱置在最艱苦的檔坎上,才能最明晰地感知它的存在。
  于是,第一個跳到不知深淺的泥沼中的一定是我,第一個挑著石料走過獨木橋的一定是我,第一個扛起二百斤重的水泥袋涉水的也一定是我。我們班里復旦大學的畢業生沈立民對我說:“我發現你只要面對艱苦和危險,好像就失去了感覺系統。”
  
  十一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帶領著全班向一片片剛剛圍出來的淤泥灘涂進發,每天早晨面對的是滿目蕪雜,踏月歸來時留下的是可以播種的良田,充滿了開拓的喜悅。當時傳媒間經常推出一個個當代英雄人物供大家學習,我對伙伴們說:“我們誰也不學,說不定早已超過了他們,我們只學遠古的祖先,什么也不依靠,只憑自己的身體和意志,向大地討取生活。”
  每個月總結,我們班的勞動進度和質量,在整個農場名列前茅。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自認:在農場開墾和其他一系列農活上,已經達到不低的專業水平,具備了再去熟練地開墾一個新農場的能力。
  我很快由臨時班長變成了正式班長,后來又被選為副排長,這是在農場接受改造的大學生所能擔任的最高職務了。
  一九七O年夏天的臺風季節,太湖洪汛泛濫,農場圍堰處處告急。夏種已經結束,夏收的糧食還未運離,如果何處決堤,地勢如此之低的農場必然一片汪洋,我們所有的勞動成果都將毀于一旦。農場成立了抗洪指揮部,我也是指揮部成員,大家最擔心的全場最薄弱環節西北圍堰,交給我們排守護。當時軍人排長休假探親去了,全排由我一人帶領,五十來人守護極長的西北圍堰非常艱難,難中之難是原先放鴨塘的一段,我讓我原先任班長的那個四班密切把守,自己也站在他們中間。
  果然就在這里出事。先是滲漏,再是裂縫,終于決口。我立即指揮全排人員留一半繼續在原地觀察,余下的一半到決口處填土堆包,自己則領著四班全體跳入水中,用身體密密地擋住了洪水,防止決口擴大。
  這一著很有效,當身體一去阻擋,水流就失去了力度,填土堆包也便管用了。我們報警的哨聲又傳播開去,小鎮上的居民抗洪隊也及時趕到,總算堵住了決口,保住了農場。
  當我們一個個被拉上堤岸的時候,渾身已經凍僵。以前不知道,臺風季節的湖水還會這么涼。
  我帶頭用身體堵住洪水決口的舉動,與當時報紙上宣傳的很多“英雄”沒有太大區別,因此以后更把“英雄”看得平常。沒想到的是,八年之后,我還因為這件事受到審查;三十多年后,我還因為那次審查而遭到全國性的圍攻。“英雄”事件的延伸力,真是無窮無盡。
  
  十二
  
   農場太忙,沒時間搞運動。結果幾度播種、收割,離外面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很遠了。偶爾會有軍隊的政治干部來作報告,但主要也是講國際形勢。如果是講國內,只是泛泛之語。三年前我到北京的三O一醫院看望一位老人,在他的病房里巧遇國防部長遲浩田將軍。我向遲部長回憶起當年我們在農場聽他作報告的種種情景,他當時在二十七軍一個師里工作,我們農場正屬這個師。遲部長一聽立即站起身來要與我這位“老戰友”合影留念,還問我:“我當時作報告,一定說了很多錯話吧?”我說:“還好。”
  農場的極度艱辛,也鑄就了極度的記憶。由于這種極度艱辛時時危及生命,因此有關的記憶也總在生命的重要關頭浮起。
  九年前,上海著名電影導演楊延晉和臺灣女作家玄小佛結婚,一時頗為轟動,楊延晉選擇我做證婚人,很多記者問他作出這個選擇的依據,他的回答出入意料:“余秋雨是我農場的班長。”我在電視上看到他的這個回答,心想,所有的記者都不會知道這句話的分量。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接到他的電話,說今晚有地震,不能睡覺,他約了幾個他認為不應該死的朋友到衡山飯店底樓的一個通宵咖啡廳候著,那個咖啡廳有直通馬路的門,可以隨時逃生,他已勘探好逃生的路線。我問他地震的依據,他說原先也只是傳言,他沒怎么信,便打電話到幾個星相大師家求證,沒想到一連幾個星相大師家里都沒有人接電話,可見都已經逃離上海,如此一想,他斷定大事不好。
  我覺得選出幾個自己認為不應該死的朋友躲在一起,這事至少是有趣的;而我居然被他選人只有幾個人的小名單,又深受感動,也就欣然前往,有沒有地震反而不重要了。
  你看,即使調皮搗蛋如楊延晉,在關及生命的大事如結婚、地震等,還會立即想到農場歲月。
  
  十三
  
  農場的歲月說到底,是一種逃亡的歲月。
  想用勞動來甩脫“文革”,想用田頭的艱辛來驅逐心頭的悲苦,因此才會這樣咬牙拚命、不顧死活。但是,這種用汗水浸泡的甩脫之夢和驅逐之夢,很快就出現了裂縫。
  第一條裂縫出現在六連,離場部最遠的連隊。
  有人在一份上海的報紙上讀到一篇殺氣騰騰的大批判文章,說巴金這樣的“反共老手”現在雖然也在狠命勞動,但心中依然包藏著復辟之心,因此不能被他的勞動表現所迷惑。這篇大批判文章的標題是《肩挑二百斤,思想反革命》。
  巴金老人當時也被押到農村勞動去了,那么柔弱的老人家,能挑得起二百斤的重擔來嗎?我想這又是造反派為了危言聳聽而在故意夸張了,好像“反共老手”還身強力壯,革命人民必須提高警惕。但無論如何,他的勞動勁頭一定很大,為的是“想用田頭的艱辛來驅逐心頭的悲苦”,和我們一樣,也和他的女兒李小林一樣。對此,互相雖然隔得很遠也能心照不宣。
  批判者們從這篇大批判文章中產生聯想:既然父親能夠“肩挑二百斤,思想反革命”,那么,女兒的行為為什么不能作同樣的解釋?
  李小林本來就處于審查之中,這下更是被勒令停止勞動,揭發交代父親的“罪行”。與李小林同樣被“揪”出來的還有桂未明,劇作家杜宣先生和表演藝術家葉露茜女士的女兒,也是我的同班同學,一個仗義而單純的女孩子。
  農場歲月的真正逆轉,是幾個人在堤壩上的出現。
  衣著整齊,頭面光鮮,提著不大的塑料包,搖搖晃晃。一些正在堤邊勞動的同學熱情地打招呼,但他們只是問了問去場部的路,愛理不理地走了。
  很快就知道,他們是復旦大學的工宣隊員,前來通知場部的軍人,上海又在搞“清隊”,農場里好些學生是對象,他們準備駐扎在農場展開這項運動。
  三天后,上海財經學院的工宣隊開來一輛吉普,把兩個學生押走了。
  再過兩天,上海戲劇學院的工宣隊也開來一輛吉普,把已經成為我們朋友的張秉鑒同學押走了。
  一星期后,各所大學都派來了工宣隊員。很多同學不能出工,只能在宿舍的一角寫坦白交代材料了。晚上,勞動回來的同學也要參加一些批判會。
  批判會有的要以原來畢業的學校為單位召開,有的則以現在農場的班、排召開,生活體制和勞動體制大亂。批判會要求大家挖思想、排疑點、理線索,然后找出重點,挖出反革命小集團。據說,這樣的小集團很多。幾天下來,大家已無心吃飯,無心勞動。
  “清隊”,全名叫“清理階級隊伍”,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搞過多少次,我爸爸就是在第一次“清隊”中被打倒的。這次“清隊”,聽下來,主要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整學生造反派。但口頭上不會這么說,只說是挖掘“五一六分子”和“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小集團”。
  
   十四
  
  這需要作一點說明。所謂“五一六分子”,好像來源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北京一些高干子弟組成的一個造反組織的名稱。那個組織根據當時“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外一切都可懷疑”的思潮,把矛頭對準了周恩來總理。這個組織被取締后,凡是有造反派把矛頭指向過中央一時不想打倒的領導人,都會被稱為“五一六分子”。請想想當年造反派哪里知道中央的內情?他們貼大字報,都只是道聽途說,毫無材料根據。他們又喜歡聞風而動,北京一有什么大字報,全國就會爭相抄貼,結果抄貼也稱犯事,大批造反派紛紛落馬。
  僅就我們農場所在的江蘇省而言,已到了所謂“五一六家家有,不是親就是友”的地步。這么多人,,只因一時輕信,當時受盡批斗,后來也很難平反。事實上,無論當時還是后來,他們曾經反對過的人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座遙遠的大山,一個抽象的概念,反對不反對,也只是政治運動中一種起哄式的猜測,要由他們來擔負那么長久的責任,很不公平。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少有人為他們講話、卻非常值得同情的龐大群體,現在都已經老了。
  上海各所高校的工宣隊到我們農場來展開這樣一場運動,我的同情心迅速投向了自己昔日的對頭——學生造反派一邊。
  
   十五
  
   那天,有人通知我,魏同文主任叫我立即到場部會議室去一次。魏同文主任是南京軍區裝甲兵部隊某團的政治部主任,專職管理我們在農場勞動的大學生。當時中蘇關系緊張,這個農場原來所屬的二十七軍已經調到內蒙古,農場改屬南京軍區裝甲兵部隊。二十七軍也留下少部分留守人員,例如從一開始就管帶我們的王延齡股長還留在農場,做魏同文主任的副手。
  我一進會議室,發現除了魏主任、王股長外,還坐著閻教導員、王助理員、洪助理員,他們都是管農場生產的。另外還有兩位軍官,現在已經想不起他們的姓氏了。七八個軍人端坐著,軍容整齊,讓我不知所措。
  魏主任笑著站起來,拍著我的肩要我坐在他身邊。這些軍官,原來都把我當作“勞動模范”看,后來由于經常總結我的“管理經驗”,漸漸把我看成是值得他們信任的大學生,因此彼此都很熟悉。魏主任、王股長已經找過我談話,希望我能正式入伍,成為軍人,一直留在農場管理生產,職位是助理員。我當然是求之不得,只擔心爸爸的問題影響我入伍。魏主任、王股長說,這兒又不是前線,只要不是“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家庭,問題不大。這么一來二去,他們確實把我當作自己人了。
  魏主任等我坐下后,指了指屋子里的其他軍官,誠懇地對我說:“我們正在開一個會,討論上海工宣隊來農場搞清隊的問題。我們不太了解地方上的事,對上海、對高校更不了解,但他們來到這里才幾天,農場的勞動秩序已經大受影響。今天他們又提出三點:一,要成立全農場的清隊指揮部,讓我們這些軍人也參加;二,各連隊都要成立戰斗組和專案組,在揭發、批斗中物色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參加;三,每個連設一個隔離室,關押清查對象,限制他們自由。這三點讓我們為難了,這么一來,清查和隔離成了我們軍隊的事了。而且,每個連隊都這么搞,農場的生產任務怎么完成?因此,想聽聽你的意見,你可以放開說。”\[email protected]
  
   十六
  
   我說:“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清查學生造反派,作為外地軍隊當然沒有必要介入。從這些天的趨勢看,主要是清查‘炮打張春橋’事件。當時張春橋本人曾公開表態不再追究,現在追究,是否是他的本意?如果是他的本意,我們應該看到他的正式指示再動作。否則,我們現在的清查,一定損害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個出爾反爾的人,他今后怪罪下來怎么辦?”
  我說到這兒,王股長的眼睛先笑了,豎起大拇指夸一聲:“聰明!”閻教導員則點了一下頭說:“邏輯嚴密。”
  魏主任也笑了,繼續問我:“我們知道你在學校里是與造反派長期對立的,依你的眼光看,學生造反派里有沒有可能隱蔽著很多反革命集團?”
  我說:“不太會。我從來沒有見過哪一個學生造反組織有自己獨立的政治主張,其實都是跟風組織,只會太革命而不會反革命。”
  魏主任問:“那你是在什么問題上與他們長期對立的?”
  我說:“不是在政治主張上,而是在行為作風上。我看不慣他們胡亂整人。其中有少數造反派成員是真正的壞人。”
  這次是王股長問了:“這樣的壞人在農場多不多?”
  我說:“我只能說,上海戲劇學院來我們農場的造反派學生,一個也不是壞人。”
  魏主任問:“這么說,你已經與他們改善了關系?”
  我說:“多數已經成了朋友。我調到排里工作后,推薦擔任班長的那位,就參加過造反派,還在里邊做過委員。但據我所知,他在那個職位上救過兩位老師。”
  
  十七
  
   魏主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把臉轉向大家,說:“看來今天的會議已經有了傾向性的結論。對于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隊到農場來搞‘清隊’運動,我們不參與,不支持,當然——也不反對,因為他們有上海市教衛辦的介紹信。場部不成立‘清隊’指揮部,連隊不成立戰斗組,不設隔離室。我們不說其他理由,只說農場生產任務緊,抽不出人力和時間。行嗎?”
  我說:“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海有關方面到農場逮人,必須出示上海市公檢法(即公安、檢察、法院)的批準公文。我們的戶口早巳遷到農場,是農場的人,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隊已經失去管理這些人的義務和權利,哪能隨便讓他們帶走?”
  閻教導員立即接話:“這倒是件大事。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像走馬燈,一會兒這撥上,一會兒那撥上,眼花繚亂。如果一年以后,今天來抓人的人打倒了,今天被抓的人倒成了英雄,那他們就有權利來責問我們,為什么在關鍵時刻不保護他們?因此,無論如何不準隨便抓人。”
  
  十八
  
  從此以后,農場的“清隊”運動大體就按照這次會議的規定來進行了。
  學生們多么靈敏,彳艮快領悟了場部的精神,思想立即放松,情景變得非常滑稽。
  上海來的工宣隊員由于住不慣我們自己蓋的草棚,一般都住在吳江縣城,早晨像上班一樣趕到農場的各個連隊,但連隊的宿舍里根本沒人,大家都在田頭勞動。趕到田頭,要找某連、某排、某班已經十分困難,等找到某人,一般已是中午時分,大家都在田頭開飯了。飯菜挑到田頭很不容易,嚴格按人頭準備,根本不可能勻出來給外來人吃,勉強勻出來了,也沒有碗筷。幾個工宣隊員餓著肚子等大家吃完,便請出他們尋找的那位學生在田頭問話,才問幾句,班長哨聲已響,勞動又要開始,那個被問話的學生也就迅速歸隊。田壟邊只留下幾個無所事事的工宣隊員,在小心尋找回縣城的路。
  有一些工宣隊員終于硬著頭皮住到草棚里來了,以便在放工時間找人談話。他們不知道,每天傍晚渾身疲憊地回來的勞動者們,對于這些衣冠楚楚地躲在宿舍里準備整人的人是多么厭惡,更何況現在大家都知道了農場領導的態度。于是,見了工宣隊員也不打招呼,臟衣服從他們的鼻尖、頭頂扔來扔去,他們讓到一邊,腳下又有一雙泥鞋橫摔過來。
  他們只能盯住一個問話對象,但那人要到河邊洗澡,然后洗衣服,他們都跟著,咸一句、淡一句地找話聊。
  直到一切停當,可以坐在那個人的床邊談話了,但草棚里的談話人人都聽得見,完全失去了平常“清隊”運動的那種詭異和隱晦。有時問題問得蠢了,或回答者回答得巧了,會驟然引發全宿舍的笑聲。
  幾所高校的工宣隊員一商量,便鄭重地與各連連長商量,要求在每天勞動前訓話時加入“清隊”運動的內容,號召大家互相檢舉揭發。
  連長們的回答不謀而合:“我們說不好,你們自己說吧。”
  于是,每天連長訓話后,會插進來一段上海口音。但是,動員了好些天,似乎沒有什么效果。有一次四連的“揭發箱”里突然出現了一大疊,工宣隊員大喜過望,拆開一看,卻是同一句話,顯然是一批人串通好了統一寫的。這句話是:“我們不再幼稚”。
  
   十九
  
  沒想到,還是出事了。
  在三連,上海財經學院來的兩個工宣隊員勒令一名女學生停工交代問題,說是掌握了她參加一個圖謀奪取政權的反革命集團,有同伙的揭發材料。 后來才知道,這個女同學參加過一個造反派組織,在下鄉前的一次同學聚會中,幾個男同學由于她漂亮熱情、善于交際,戲稱她為“外交部長”。這就成了證據,證明那個造反派組織圖謀奪取政權。
  我們不知道那兩個工宣隊員在幾天時間里是如何對她進行威脅、恐嚇的,只知那天他們從皮包中取出兩份所謂“同伙揭發”,揭發中還有無限上綱的自戊檢討,她看后便沉默不語,當天晚上就投水自殺了。
  我一直懷疑,她自殺的真正原因,是“揭發”的兩個“同伙”中,有一個是她的戀愛對象。她是死給他旨的。
  我趕去看時,三連宿舍的河邊已聚集了很多人。魏主任、王股長正帶著一名胖胖的軍醫和幾個戰士、跑步趕來。軍醫進了一個用草簾隔開的角落,魏主任走到擠在人群中的那兩個工宣隊員面前,壓低了聲音說一句:“你們這是犯罪!”
  他用山東口音說出來的這個“罪”字,有咬牙切齒的力度。
  王股長干脆用手指直點著那兩人的鼻子問:“你們說,你們審查出了她的什么問題?”
  那兩個工宣隊員面對自殺事件顯然也慌了,支支吾吾地說:“其實也沒有什么,只說她的組織中有人叫她外交部長……”
  沒等他說完,立即有學生大喊:“王股長,那只是同學間開玩笑亂叫叫,他們就上綱上線……”
  王股長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鐵青著臉上前一步,說:“我還被老戰友叫過總統呢,你來抓吧!”
  過了一會兒,王股長接著說:“你不抓,我可要抓了。對不起,你們兩人必須到場部交代這兩天對她進行逼問的詳細過程,并簽名對她的死亡擔負責任!”
  說著他向幾個帶來的戰士揮了一下手,下令:“把他們兩個押到場部!”
  魏主任補充道:“她是我們農場的人,我們要把她的死因向她的家人和公安機關報告,因此你們不僅要交代全部過程,還要找出證人。”
  這兩個工宣隊員由兩名戰士押著,去了場部。
  二十
  胖軍醫從草簾里出來了,說:“所有的男性都走開十米,轉過身去,留下四個女同學幫助換衣服!”
  我們立即轉過身去,走開幾步,站住。女同學并不是留下四個,而是一個也沒有走。
  她們自動地圍成了一個圈,組成了一堵人墻,護衛著自己的伙伴在岸草間、月光下,最后一次更衣。
  更衣的過程很長,我們屏息靜候。
  終于,胖軍醫的聲音從腦后傳來:“大家可以轉過身來了。現在要有四名男生與我一起,搖船把她送到縣城。”
  幾乎所有的男同學都擁到了河邊,聽候軍醫挑選。河邊不遠處,正停泊著一條船。
  那位女同學已經躺在一副擔架上,頭面干凈,衣著體面。她確實非常漂亮,直到此刻,表情也沒有任何讓人感到不適的異樣。
  女同學們顯然是從她的行李中找出了一套最合身、也最有點上海派頭的衣服,襯托出了青年女性的自然身材,把周圍所有的女同學們都比得暗淡無光。
  并不是周圍的女同學們長得不好,而是她們全都穿著寬大而又破舊的勞動裝,已經穿得太久太久。
  我想,剛才女同學們把這套衣服給她穿上的時候一定驚詫莫名,驚詫這套普通的衣著為什么在這里突然變成了稀世盛裝。
  如此一想,我又覺得,她們驚詫的時間還應提前,提前到這位投水女同學的衣服剛被剝除的那一刻。
  擔架上了船,抬擔架的兩個男生沒有下來。再加上剛才把船撐來的兩個男生,已夠四名。胖軍醫上去后,便解纜啟櫓。
  岸上的男女同學都擠在河邊跟著船跑。
  整個過程,沒有半點雜音。
  這件事情成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那兩個工宣隊員在交代清楚了事件過程并簽字畫押后,農場名正言順地驅逐了他們。其他工宣隊員也誠惶誠恐,很快都撤離了。
  
  二十一
  
   我們應該預計到而沒有預計到的是,所有回上海的工宣隊員分別通過各種途徑向上級匯報:上海到外地軍墾農場勞動的學生中,隱蔽著大量的反革命小集團卻被軍隊保護住了,成了政治運動的一大死角,后果堪憂。
  當時,上海各高校工宣隊的背景,已經越來越硬。
  更重要的是,在全國范圍內,“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打擊反革命”的形勢日趨嚴峻,根本不是一個農場所能抵制的了。
  于是,在全國“對敵斗爭”的高潮中,農場突然接到通知,全體大學生立即返回上海,參加運動。
  什么準備也沒有,那已被我們種熟了的幾千畝良田,那灑滿我們血汗的堤壩,包括那一個個已經脫離政治斗爭多時而在體力勞動中結下了深厚友情的集體,都將霎時遺落。
  只有工宣隊在等著我們。
  魏主任以農場最高領導的身份把我們送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沒有一個人接待他。按照他的級別,只能住在軍方所屬上海延安飯店主樓外的集體宿舍里,擁擠的床上掛著一頂灰色的蚊帳。他還帶著一個小女兒,想看看上海。我去與他告別,他送我到飯店門口,最后托我一件事,他在圖書館見到過文化大革命前編的《辭海》(未定稿),如果上海的舊書店里能碰到,一定代他買一套。
  離別他之后我一路在想,在這怪異的年代,我們曾以駭人聽聞的艱苦勞動,換得過一些善良的下級軍官的保護,但這樣的保護是那樣的脆弱。
  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們至少已向自己證明,有足夠的體力和意志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但在當時,我們連自食其力的權利也很難獲得。二十二
  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認為農場的這段歲月是值得肯定的,直到前幾年環保意識覺醒,才明白在美麗的太湖中開辟一個農場是何等的荒唐。
  我們盡管遠不是決策者,卻在無意之中成了這一荒唐行為的參與者。那年太湖的滾滾浪濤要沖決農場的圍堰,原來是自然之神發出的憤怒警告,但我們哪里聽得懂?居然還冒著生命危險用身體去填堵。
  當我們終于聽懂的時候,兩鬢已經斑白。
  現在,正有一批和我們當年幾乎同齡的年輕人,準備“退耕還湖”,拆毀我們一鏟鏟、一鍬鍬建起來的農場,恢復太湖的萬頃碧波。
  他們在歡快的勞動歌聲中一定想不到,就在這個地方,就在這片水域,曾經播下過多少青春的汗水和淚水,沉埋過多少再也無法向后輩說清楚的生命故事,哀怨而又英勇?
  三年前我曾和妻子一起回去過一次。我瞇著眼睛尋找著三十多年前的舊物,已經很難,找到一點便興奮地指給妻子看。
  兩位年輕的負責人跑過來盤問我們來自何方,我說:“我為建造這個農場,鏟下過第一鏟土。那是一個冬天,雙腳一下水就被蘆葦根扎破,泛上來的是泥水,又是血水。”
  是的,是泥水,又是血水。渾濁的,又是絳紅的。
  二十三
  那年月除了緩慢的書信之外沒有別的通訊手段,我們從接到撤離農場的通知到出現在上海的自家門口,比一封信的郵寄時間還快。
  媽媽不知道我會突然回來。那天我傍晚回家,也不知道她在不在。摸出鑰匙打開門鎖,輕步踩踏著一級級樓梯。
  我是那么想見到媽媽,又怕在她的眼里讀出新的悲哀。樓梯走了一大半,我鼓起勇氣抬頭,卻看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景象:一張八仙桌四周無人,竟然在自己移動!
  我停住腳步,定睛再看,桌子還在自己移動。連忙跨上兩步,終于看清,卻又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原來媽媽鉆在桌子底上,用肩膀馱著桌子在挪步。桌子上擱了好幾碟蔬菜。她是在獨個兒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陽臺門前,沒有人幫她,只能采取這個辦法。
  這個景象,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媽媽祭祖的理由。我相信余家祖宗一定會感動,為一個并不姓余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背,扛起了修補余家的香燭祈愿。
  我怕嚇著媽媽,沒有立即上前幫忙。媽媽把桌子放穩了,低頭鉆出來,卻看到了我的腳。
  她驚叫一聲,仰頭一看,看到了正含淚伸手去扶她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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