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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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物一物
  
  一
  
   我一直擔心被關押的爸爸會不會精神失常,但終于奇怪地發現,他在度過最初一年的驚慌和憤怒之后,倒是越來越鎮定了。他以前在家里過于嚴肅,現在每次見到去探望他的家人,卻滿眼親切。他漸漸已經不太在乎“階級異己分子”這頂帽子,卻在努力避免成為“家庭異己分子”。
  相反,精神失常的是批判他的那些人,而且越來越嚴重。
  我們學院也是同樣,被打倒的老師痛苦過一陣也就認命了,而造反派學生卻越來越舉止混亂,后來全亂到了自己頭上。
  由此我明白,失去行為權利的人很難大幅度瘋狂,真正瘋狂的,只能是那些自認為擁有無限行為自由的人。
  學院的造反派從一九六七年夏天開始全面發瘋,竟然要把“造反派”改成“狂妄派”。
  后來,又說“狂妄派”是造反派中的先鋒隊,并自命為全國狂妄派的創始者,在一張很大的中國地圖上插上一面面小旗,掛在路口,展示全國“狂妄運動”的蔓延規模。
  不久,高音喇叭在宣布,“全國狂代會”即將在我們學院召開。
  校園里一下子擠滿了操各地方言的人群。青年為主,也有不少中年,男女幾乎各半,大多是身材瘦削、眼睛發亮、腳步匆忙。
  他們來自全國各地,神態卻像從同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
  呂兆康同學碰了一下我的手,輕輕說:“原來看到那么多狂兄、狂嫂嚇了一跳,沒想到還有那么多狂叔、狂嬸。”
  我說:“你看那兒,還有狂公、狂婆呢。這正叫,狂妄不分老少,發瘋不分男女。”
  正說著,高音喇叭突然震響,興奮的聲音劈頭蓋腦:“全國狂代會即將召開,革命人民欣喜若狂……”還沒說完,嘭,高音喇叭被砸了。
  廣播室就在路口。這個廣播員本來就夠激進的,得知高音喇叭被砸便驀然站起身來,準備去與階級敵人搏斗,誰知說時遲那時快,一群北方口音的大漢沖了進來,“你們敢說欣喜若狂?”
  “為什么不能說欣喜若狂?”廣播員口氣很硬。
  “欣喜若狂的‘若’字是什么意思?”一個大漢問。
  “‘若’是‘好像’的意思,怎么啦?”廣播員反問。
  “若狂,也就是好像狂,我們狂妄派是真狂,你們才是若狂!”大漢說。
  幾個人應和道:“若狂是假狂,假狂就是假革命,假革命就是反革命!”
  很快響起了口號:“打倒欣喜若狂!我們都是真狂!”
  到這時廣播員才知道,自己的狂妄勁頭,已經落后了。
  這真是一物降一物。
  大漢們呼嘯著走了,廣播員關掉機器,閉著眼睛想了一想。他一時還想不明白,瘋狂是一場比賽,永遠沒有止境。昨天的瘋狂拿到今天一比,變成了小瘋假狂,那明天怎么辦?難怪交通大學的造反派起了一個名字叫“反到底”。但這個“反”字現在又沒有味道了,看來要改成“狂到底”、“瘋到底”。
  他睜開眼睛看到正在窗口伸頭探腦的我和呂兆康。對我這么個人,他出于造反派的堅定立場還不想搭理,便對呂兆康說:“你們是戲劇文學系的,請問這欣喜若狂的成語……”
  我們笑一笑就離開了。
  
   二
  
   “狂妄派”與一般的造反派區別在哪里?
  對此,我冷眼旁觀,作了一番比較。
  “狂妄派”相當于造反派中的“原教旨主義者”。本來,造反派都是“奉命造反”,目標空洞,后來看到中央在號召奪權,也就輕而易舉地奪了權,掌了權。掌了權做什么呢?他們就不知道了。畢竟是學生,考慮到今后的前途,有的人開始了悄悄的專業自習,并與老師接近。另一些學生,則當起了“逍遙派”,甚至談起了戀愛。這些現象引起了一些激進造反派的警覺,認為這是革命步伐的倒退、革命意志的衰敗,因此要用極端主義的方式來重振雄風,這便是“狂妄派”的出現。
  能打倒的都已打倒,那么如何來確定新的革命對象呢?“狂妄派”的目光,從政治領域轉向專業領域,從頭面人物轉向中間人物。
  在“狂妄派”看來,一切專業活動都必須否定,用極端主義的政治標準把它們一一批臭、碾碎;同時,一切中間人物都必須鞭笞,用極端主義的政治標準將他們一一侮辱、威脅。
  用“狂妄派”的話來說,已經打倒的一切都是“死老虎”,而大量沒有打倒的普通教師、一般職員,則是隱藏起來的“活老虎”。理由是:他們在抗日戰爭時期沒有去刺殺日本兵,竟然茍活了下來;他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沒有奔赴延安,竟然留在了上海;他們在民不聊生的時代還在學校里領薪水,而沒有把薪水捐獻給貧苦大眾;他們在解放之后分不清兩條路線,沒有與劉少奇、鄧小平展開斗爭……
  “狂妄派”絕不認為除了政治斗爭之外還有別的社會生活,除了政治身份還有別的個人身份。一個人如果不關心政治,一般的造反派會批判他麻木不仁,“狂妄派”則會斷定他是偽裝麻木,因此很可能是間諜。他們確信,很多教師的學術論文中埋藏著政治秘咒、起事信號;他們肯定,各種朋友交往、文人聚會都是在進行陰謀聯絡、復辟謀劃。
  正好,那時上面宣布,從一九四九年解放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的十七年,文化界和教育界都被實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反動專政。像上海戲劇學院這樣的單位,是兩大專政的疊加之處,因此黑上加黑,沒有一線光明。按照這個邏輯,凡是十七年間在文化、教育界活下來的,都是有罪,都要天天請罪,如果上過講臺、寫過文章、演過戲、唱過歌,更成了反動專政的施行者,稱得上十惡不赦了。過不了多久,“狂妄派”發現,只要隨便打一拳出去,怎么也不會打錯了人。
  “狂妄派”按照這個原則,喊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老朽滾蛋!”“老朽”的年齡標準,是四十歲。當然,這也包括他們的父母。因此,“狂妄派”大義滅親,在思想上徹底驅逐父母。一個“狂妄派”成員為此還改寫了一句老話,張貼在墻上:“我愛過父母,但更愛真理”。
  這條思路被幾十年后極端主義的大批判干將們繼承了,他們無法接受一切經歷過“文革”而身心尚健的人,常常使人們好奇:他們不知如何處置自己的父母?
  幾年前我見到一個剛剛結婚的大批判干將,聽他講了一通對過往歷史絕不能留情的昏話,就盯著他想,他的曾祖父,一定沒有在北洋軍閥時代搏斗而死,他的祖父,一定沒有在國民黨時代搏斗而死,他的父親,也一定沒有在“文革”中搏斗而死,否則哪有他的生命來源,哪有他的結婚之喜?
  我幾乎可以斷定,他的父母親在“文革”中多半是造反派,因為當時造反是中央號召,全國響應,不能造反的只有少數被打倒的對象和他們的家庭,而從他驕橫得意的神情看,完全不像有一個蒙受過苦難的家庭背景。
  當時的“狂妄派”和今天的大批判干將,就這樣把自己的生命放置在一個斬斷任何血脈聯系的玻璃罩里,因虛無而虛假,因虛假而虛弱。
  一般的造反派喜歡吵吵嚷嚷、沖沖殺殺;“狂妄派”喜歡上綱上線、詭辯滔滔。一般的造反派有簡單的陣線,即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狂妄派”沒有陣線,身邊的一切都能通過七拐八彎的大批判成為沖擊對象,因此沒有了前方、后方,沒有了敵人、朋友,最后在紛亂的打斗中把自己困死、纏死。
  當時不知是上海《文匯報》還是《解放日報》,對于“狂妄派”、“狂代會”之類的提法覺得有點不舒服,就在報紙一角發表了一篇小評論表示異議。當時報社也全由造反派掌權,因此這種異議也只是為了保護造反派的臉面,但立即把“狂妄派”激怒了。
  本來,一般的造反派之間也會產生這類齟齬,互相對罵一陣也就過去了,但“狂妄派”的想法和做法就完全不同。他們說:“報社反對我們,可見已經成為牛鬼蛇神的傳聲筒,我們學院正有一大批牛鬼蛇神關押著沒事干,何不讓他們直接到報社去上班,省得報社為他們傳聲呢?”
  說干就干,當夜,他們就把學院里的打倒對象押上幾輛卡車去報社,責令他們到了報社必須飛速沖向各個編輯室,把正在工作的編輯人員從椅子上推開,自己坐上去;拿起紙筆立即“工作”。
  可以想象,那天晚上報社的夜班編輯們看到一大群頭發花白、衣衫破舊、臉無表情的人瘋了般地沖進每個編輯室時的情景,會多么驚愕。他們一定覺得,反動派果然復辟了,只好乖乖舉手投降。
  這就是“狂妄派”的行為方式。他們似乎覺得世界已經是他們的了,但定睛一看又全然不是,連一般造反派也不支持他們。他們的喊聲越來越尖,他們的天地越來越小。
  因此,這注定是一個激憤、勇猛、促狹、邪惡、孤峭、短命的族群。他們的炯炯雙目,不能不漸漸黯淡,卻又時時期待著點燃。一天又一天,終于混跡于懷才不遇的酸文人中間,即將成為真正的“老朽”。所不同的是,酸文人沒有驅逐過自己的父母尊長。
  也許,這是所有極端主義分子的共同命運。我在這里多寫幾句,是想給今天渾身充滿殺伐之氣的大批判干將們作個參考。
  
  三
  
  不久傳來消息,為了保障“狂代會”的安全,要突擊清理校園的階級隊伍,臨時驅逐每一個敵對分子和可疑分子。

  我至少算得上“準可疑分子”吧?因此已有學院后勤組的一個造反派干部到過我們宿舍,對著我和另外三個同學說:“狂代會期間,學院的宿舍和食堂都要讓給各地來的代表,決定請你們搬離,越快越好。”當時說“越快越好”,一般是指當夜就會采取“革命行動”,大家都聽得懂。夜間的行動往往放在半夜之后,一個個直接從被窩里揪出去,睡眼朦朧間十分狼狽,因此必須趕緊搬離。對我來說,去處只有一個,回家,到閣樓上打地鋪。
  祖母、媽媽還沉浸在失去叔叔的悲痛中,但與前一陣相比心情已稍有恢復。聽我說完被學校“狂妄派”趕回家來的原因,媽媽說:“奇怪,一群瘋了的人怎么也會感到不安全?”
  災難已使這個屋子很久沒有幽默了。媽媽一引頭,祖母立即接口,盯著我說:“一個人,讓瘋子也看不順眼了,他就出道了。”
  我一愣,立即明白,祖母這話,與叔叔有關,也與爸爸有關。
  我一直記著祖母的這句話,直到今天。很多朋友總是問我為什么能在一片大批判喧囂中保持從容,我總是只以微笑來回答,因為答案是秘密的。
  但是,近幾年至少有三位精神科醫生看了那些大批判文章后得出了某種比較肯定的結論,因此我也可以把秘密公開了。
  那答案就是祖母的那句老話:“一個人,讓瘋子也看不順眼了,他就出道了。”
  
   四
  
   開過“全國狂代會”以后,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狂妄派”雖然還是瘋話連篇,卻已經無所作為。
  古人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澤東主席說,知識青年不與工人、農民結合在一起必將一事無成,“現在該是你們犯錯誤的時候了。”
  這些話,不管從正面理解還是從負面理解,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都惴惴不安了。
  他們想方設法試圖討好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但人家似乎不予理睬。
  我幾年來一直密切注意的,也是“工總司”。因為我爸爸的命運捏在他們屬下的一個造反派手里,我們全家的生死存亡,都與這奇怪組合的三個字有
  “工總司”老在內訌,各派頭領抓來抓去,上海大街上張貼著有關簡報和標語,我幾乎每夜都要去看,希望哪一天看到我爸爸單位造反派所屬的某個司令垮臺,甚至期盼著更大奇跡的出現,例如“工總司”由于某個事件而整體垮臺。
  然而事實越來越不樂觀,“工總司”已被牢牢地整合在王洪文、王秀珍、陳阿大等人手里,而且似乎北京對他們越來越看重。他們人數眾多,財力雄厚,執掌著全上海的工業、商業、運輸,自然成了上海“文革”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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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看,上海各所高等學校造反派的風頭,也就是出了半年,即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二月,等到一九六七年的所謂“一月風暴”,風頭全在“工總司”這一邊了。學校里的造反派可以窩在學校里邊發威,圍墻之外,全是“工總司”的天地。
  有一件事情很能說明這兩者之間力量對比的懸殊。當時由于“工總司”起來造反,上海的工業生產停頓,致使黃浦江碼頭上積壓了四十萬噸物資。這事牽涉到國際航運,北京有點著急,下令快速處理這些物資。在當時,也就是必須派一批人用肩膀去一件件地搬,搬走這四十萬噸。
  那么,叫誰去搬呢?工人都去造反了,他們是“領導階級”,需要領導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誰也懶得搬,工廠里又很難找得到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來服苦役。這時一些高校的造反派頭頭為了向“工總司”獻媚,聲稱學校里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和需要勞動改造的人很多,拍胸脯包攬了這項重活。我和我們班級的多數同學也作為“需要勞動改造的人”被押送到碼頭搬運了半個多月,真累得背癱腰斷,步履蹣跚。
  學校里那么多造反派沒有一個人來參加這次搬運勞動。只在搬完的那一天,來了一個小頭頭,想與碼頭上的工人造反派作一個交代。
  碼頭上走來一個扣著“212總司”袖章的中年工人,膀大腰粗,叼著香煙,后面跟著一個年輕工人。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迎上前去,說明自己是“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造反司令部的常委”,伸出手去想與那個中年工人握手。但中年工人沒有伸手,只是四周一看,說:“搬完了?我們下午就會查一查有沒有人搞破壞,你們走吧。”
  當時我就強烈預感到,上海這座城市如果一直由“工總司”掌權,全部最繁重的體力勞動一定會落在知識分子頭上,而學校里的造反派頭頭,至多做做工頭罷了。
  
   五
  
   終于有了一個機會,使上海戲劇學院的“狂妄派”與”212總司”勉強掛上了鉤。這個鉤,“工總司”方面毫不在意,而對學校的“狂妄派”而言,則是命之所系、魂之所寄。
  事情與上海作家協會有關。
  原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作家協會里已經涌進來一批以胡萬春為首的工人作家。他們寫過幾篇充滿強烈階級意識和反映“大躍進”時期車間生活的粗陋故事,一時頗受思想左傾的上海市委領導推崇。但他們進了作家協會之后與真正的作家一比,處處自慚形穢,卻又立即把這種差距解釋成受壓,而且是受“資產階級作家老爺”的壓。
  其實當時真正受壓的,恰恰是那些真正的作家,尤其是像巴金這樣的老作家,幾年來一直在承受著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旁敲側擊的批判。這種狀態發展到“文革”便產生爆發性激化,巴金和其他作家被打倒,作家協會被砸爛,工人作家不僅揚眉吐氣,而且要執掌作家協會大權了。
  這事在“212總司”的頭頭們看來是小事一樁,他們也看不大起那幾個工人作家。但后來一想,天天說“文化大革命”,畢竟還要沾點“文化”的邊,也就同意那幾個工人作家去占領作家協會。這種占領在當時如人無人之境,但要在占領之后把運動進一步搞起來卻需要有更多的力量,因此就想起請高校里的造反派幫忙。上海高校中離作家協會最近的就是上海戲劇學院,于是學院的“狂妄派”看到,“工總司”的手指向自己晃了一晃。
  上海作家協會在巨鹿路,一條嵌在市中心的小路,離熱鬧的淮海路、陜西路不遠,卻是梧桐洋房,一片安靜。工人作家最受不住的就是這種安靜,他們更自在的基地是西藏路福州路附近的上海工人文化宮。那里也是老上海的一個繁華去處,房多樓高,頗見氣勢。由此可見,上海的工人作家并不土,他們甚至比很多書生作家更具有都市氣息,不同的只是品味和心境。
  
  六
  
   我們學院的“狂妄派”看到終于可以與工人造反派站在一起了,欣喜莫名。他們悄悄地告訴”212總司”和工人作家:“巴金的女兒李小林就在我們學校,有好戲看了!”
  可惜事與愿違,不僅李小林沒有演出“大義滅親”的戲文,而且我們全班同學都講情義,為了巴金,我們同學的爸爸,大家誰也不去參加對作家協會的“占領”。照理作家協會的事交給我們戲劇文學系的同學最合適,這下只能交給舞臺美術系中比較愛好文學的同學了。
  愛好文學,并不等于能保護文學。事實上,世間很多最嚴重的破壞,往往出于愛好者之手。這個經驗,我從“文革”中初次感受,又在以后幾十年間反復證實。
  放火燒書的,主要不是不讀書的人;很多劇團動手打那些年輕女演員的,常常是暗戀她們的人;用最毒辣的句子批判某位作家的,至少有一半是這位作家的崇拜者和追隨者。我覺得,這些燒書者、打人者、批判者在追慕和損害之間的行為顛覆,是自己內心這一半和那一牛之間的精神掙扎,是又愛又恨的兩難心理的惡性進發。要不然,你就完全無法理解他們為什么面對文質彬彬的對象下手如此之狠,出口如此之毒。因為按照常理,一個人對自己不喜歡的人和事,只是冷漠和疏遠罷了,何必如此血脈賁張。我想,這應該成為“破壞心理學”里的重要研究課題。“文革”讓我發現這個規律真是一件好事,現在我只要見到報刊間特別義憤填膺卻又不知所云的批判文章,總會對被批判者開玩笑:“又是一個你的暗戀者和追慕者在發作了!”
  我們學院舞臺美術系“狂妄派”里的那些文學愛好者,平素一聽那些作家的名字就興奮不已,這次跟隨工人作家前去進駐,一定也會有大量連他們自己也不敢想象的舉動。
  我從此在校園里見到李小林時,會迅速地關注一下她的神色,猜度她父親、母親這兩天的遭遇。
  一天,舞臺美術系一個姓袁的造反派學生手握一條皮帶,把我們戲劇文學系的三個“被打倒”老師叫在一起,說要開一個小型批斗會。三個老師,一個是原系總支書記江俊峰老師,一個是原副系主任魏照風副教授,一個是曾經直接輔導我的劇作家陳耘老師。同時,又要我們幾個“沒有轉變立場”的學生和老師站在一旁“觸及靈魂”。
  這個姓袁的造反派小個子,小眼睛,圓臉,滿臉油光,戴著一副塑料眼鏡,眼鏡架可能斷了,貼著一片黑膩膩的布膠,說話聲音很尖。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年教師直到今天還會記得這個人。他先舉起皮帶在一張課桌上抽了兩下,發出清脆的啪啪聲,然后笑了,說:“今天,算是把上海戲劇學院水平最高的黑筆桿子全都集,卜在一起了。你們有什么了不起?我們狂妄大隊會同工總司,把上海作家協會都占領了,一個個有名的作家,在我們革命鐵拳的威力下不得不天天懺悔,我們難道還怕你們嗎?”
  他這番話故意動用了“懺悔”一詞,表明他已經占領了作家協會,用詞不同于一般造反派了。但是一開始我們誰也沒有聽懂,因為他念的是“千悔”,而且是上海口音。
  “千悔,懂不懂?江俊峰,你說!”
  江俊峰老師是山東人,搖頭表示聽不懂。
  “魏照風,你是反動學術權威,難道也不懂千悔?
  魏照風老師是福建人,也聽不懂。
  “陳耘,你呢?”
  陳耘老師在上海住的時間長,想了想,反問:“你說的是懺悔吧?豎心邊的那個字?” 。姓袁的造反派惱羞成怒,又舉起皮帶在課桌上抽了一下,大聲地對陳耘老師說:“你還裝腔?你還囂張?這個字本來就有多種讀音,作家協會的作家都說千悔,偏偏你讀得不一樣!你比作家還高明?”
  “讀千悔的作家,一定是工人作家。”我說。
  “這我管不了那么多,”姓袁的造反派說,“我只問一句,你們要不要也天天千悔?”他依然讀“千悔”。
  “這很難做到,”魏照風先生說,“我們不是基督徒,不作千悔。”魏先生不小心也順著他讀成了千悔,笑出了聲,我們也都笑了起來。
  “嚴肅一點!”姓袁的造反派呵斥了一聲,又惡狠狠地說:“我現在就去報告頭頭,定個規矩,非叫你們天天千悔不可!”
  說完,他真的走了。
  造反派頭頭似乎并沒有采納那個人的提議,“千悔”的事就沒有下文了。
  只是,我們給姓袁的造反派起了一個綽號,叫袁千悔,聽起來很像日本女人。
  七
  “狂妄派”想借“工總司”之勢,奪作家協會之權,沒想到,“工總司”是何等氣吞山河,只輕輕回手,便把自己追隨者的命根子也奪了:“工人宣傳隊”進駐了上海戲劇學院。
  工宣隊進駐各大學,倒是中央的整體決策,這意味著,學生造反派已正式從“文革”的主流地位中退出。不僅是高校,當時所有的研究所、編輯部、劇團、博物館、圖書館等一切文化機構都由工宣隊領導。
  與紅衛兵造反隊相比,工宣隊結構龐大、系統嚴密、上下貫通,更接近于一種有效的政治形態。各個高校和文化單位逐一重建領導機構時,“紅衛兵”造反隊早就被排除在外,甚至早已成為被審查者,領導機構的操縱者必是工宣隊。因此,這是一個亟待研究的“文革”權力系統,只不過在“四人幫”倒臺后誰也沒有研究,甚至,連描寫“文革”的文學作品也很少提到。
  無論如何,這是不公平的。例如上海文化系統十年間血淚斑斑,十有八九應由當時掌握實權的工宣隊負責,但據我所知,“文革”結束之后,全上海幾乎沒有一個文化單位為難過哪一個工宣隊員。文化人的善良和懦弱,竟至于此。那些工人卸下了一個個諸如“革委會主任”、“黨委書記”、“對敵斗爭總指揮”的頭銜,交出了掌控多年的大印,搓一搓不知寫過多少決定、通告、批示的手,又回工廠去了。
  造成這種情況,與多年的“階級觀念”有關。大家總覺得一個產業工人,大老粗,能在上海這么一座大城市的文化單位做什么呢?這種過于荒唐的寬容,必然導致另一方面的代人受罰。
  不錯,當初紅衛兵造反派那種大喊大叫、打打砸砸的勁頭實在讓人討厭,但那段時間確實太短了。要算,也只能算作十年浩劫的一個小小引子,引子中的那些角色很快就失蹤了,失蹤于高山荒地,失蹤于牢獄鐵窗。十年之所以是十年,必須還有八九年的惡性磨難,那怎么能假裝看不到那一把把安穩地擱置了那么長時間的權力之椅,椅子上坐著的那些看起來憨厚樸實的勞動者身軀?
  
  八
  
  工宣隊一進上海戲劇學院,便聲勢奪人。
  “第一把手”是上海紡織工業局的一個造反派首領,然后逐級遞降,到最后與我們這些學生直接接觸的,倒是一些普通工人,看來是在造反派掌權之后才隨大流加人造反派的。
  這些工人識字不多,年紀較大,為人樸素,言談瑣碎,很難相信能處理大學里的各項事務,只不過與剛剛失勢的紅衛兵造反派相比,倒能給人一種安全感。
  然而事實證明,當一種荒唐從急躁走向滯緩,當一種暴虐從無序走向有序,當一種破壞從偶發走向日常,反而更壞。
  對于紅衛兵造反派,你可以辯論,但與工宣隊卻辯不起來,他們不善言詞卻一意孤行;
  對于紅衛兵造反派,你可以冷然傲然,表示不合作,但對工宣隊,這樣的表情毫無用處,他們不敏感,也不在乎。
  打人的事情確實不再發生,但是,當初紅衛兵造反派對所謂“歷史問題”的胡亂揭發,到了工宣隊這里變成了一個個專案組;當初紅衛兵造反派在各種批判會上的大聲吆喝,到了工宣隊這里變成了無休無止的低聲盤問……
  那個“第一把手”,紡織工業局的造反派首領,我一見便十分吃驚,他實在太像爸爸單位造反派里那個與我們談話的瘦個子青年了。都貌不驚人,又十分自我,好像單位里的局面、每個人的前途,都蘊藏在他們的臉部肌肉中。但是,等到這個“第一把手”一作報告,就發現了重大差異:他顯然要比我爸爸單位的那個瘦個子活躍得多。
  看著他,再看看現在轉悠在校園每個角落的工人,我突然產生一種根本性的疑惑:這些工人造反派是造誰的反呢?車間主任?廠長?但是,想推倒那么小的一些干部需要幾十萬人的聲勢嗎?如果說他們也曾想造市政府的反,那么抱歉,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說不出市政府主要官員的名字,讀不懂市政府稍稍復雜一點的文件。如果說這些工人造反派是要來打倒知識分子,那他們又說不出半句要打倒的理由。
  當代某些“文革”研究者和緬懷者認為,這些工人造反,是想與知識分子拉平物質生活的差距,追求社會公平。這完全是假想,因為當時工廠的福利補貼之優厚,是任何一所高校所無法想象的。因此那些工宣隊來了以后不久就連連抱怨學校生活的艱苦:食堂伙食太差、沒有衣服發放、沒有熱水浴池……他們即使在物質生活上,也早已享受到“領導階級”的安逸,怎么會反過來向清貧枯窘的知識分子討回社會公平呢?
  
  九
  
  我自己對工宣隊的進一步認識,產生在我家所在的弄堂里。
  我家所在的弄堂不大,家家都會打個招呼。一九四九年之后這條原來很上等級的弄堂擠進來大量工人家庭,十分熱鬧。工人家庭的孩子讀書馬虎,讀了點書以后也都一一做了工人,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工廠停業,他們便在家里養金魚、壓煤餅,在路邊修自行車,等到復工,又都提起飯盒去上班了。我們家要修理點什么,就去找他們,他們家要寫點什么,就來找我們,彼此親親熱熱。
  有趣的是幾個資本家的家庭。他們的子女與我們家的幾個兄弟年齡相仿,幾乎天天一起上學,只是學習成績有很大差異,他們家的大人總是把我們幾個當作訓斥他們孩子的坐標。但讀書的事情訓斥不出來,幾年以后他們的孩子都無法順利升學,也先后當了工人。
  “文革”一來,他們幾家與我們家一起受到沖擊。但是,等到沖擊過去后,這幾家的孩子都在工廠里參加了工人造反隊。雖然家庭出身是資產階級,但他們自己是工人,當時最響亮的口號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誰只要當上了工人就刀槍不入,參加了造反隊更是頂天立地。
  從小被“剝削階級家庭”的帽子壓了那么久,現在造反了,他們也就深深地吐了一口怨氣。我相信弄堂里幾個工人家庭的子女也參加了工人造反隊,但只有這幾個資本家家庭的子女,最擺造反隊的派頭。
  一天,媽媽輕輕扯了扯我的袖子要我看窗外,原來兩個資本家兒子戴著造反隊的袖章回家了。
  媽媽說:“在單位戴戴罷了,戴到鄰居們眼前,讓人寒嗖嗖的。”
  我說:“難怪他們。他們是想用這種方式來重振家聲。”
  再過一陣,他們的媽媽興奮地告訴我媽媽,他們都參加了工宣隊,進駐文化單位,一個進駐大學,一個進駐出版社,其中大兒子還是首領。
  我媽媽問我:“他們如果進駐了你們學校,成了你的領導,會客氣一點嗎?”
  我說:“大概會打個招呼,卻不會親熱。他們更想讓我看到他們的領導狀態。”
  結果,我們余家的子女不久全部下鄉勞動去了,而他們家的兩兄弟分別領導大學和出版社整整九年。我們偶爾從鄉下回上海看望父母,在弄堂里見到他們兄弟倆,一方是渾身土俗、衣衫破舊,一方是滿口文化,氣宇軒昂。
  
  十
  
   有時我會想,在這漫長的災難歲月中,不同的命運是怎么劃定的?也許最初只有一條界線,那就是中學里某幾次考試的成績好壞。與古代科舉制度不同的是,那幾次考試,成績好的倒霉,成績不好的發達。
  這么一想我就驚悚了:如果我家有一個子女成績不好,不能升學,成了工人,“文革”一來又參加了造反隊,戴著袖章去找爸爸、叔叔單位的造反派,我們家的災難也許大半能夠免除?
  這是一個真實性很高的判斷。
  那么,一切竟然在于學習成績。真是要命的成績,爸爸以前天天叮囑我們的成績!
  由此聯想,學院里最早造反的同學,有一大半也與學習成績有關。學習成績不好,經常受到老師批評,又預感到專業前途黯淡,于是乘機造反,借以發泄。但他們畢竟還是考上了大學的,后來工宣隊來了,壓在他們頭上,因為那些工人連大學也沒有考上。 這又是鹵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 瘋狂的年代總有很多虛假的坐標,當虛假一一濾去,沒想到控制社會的真實因素竟然那么偶然,又那么世俗。
   因此,連內心的憤怒,也無從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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