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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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父親余學文先生,于今天中午去世。
  在上海同濟醫院的二號搶救病房,我用手托著他的下巴。他已經停止呼吸,神色平靜卻張大了嘴。好像最后還有什么話要說,卻突然被整個兒取消了說話的權利。
  醫生說,托著,時間長一點,就會慢慢閉合。
  那么,什么也不用說了,爸爸。閉合吧。
  閉合并不容易,一松手又張開了。爸爸是有脾氣的,但在我面前從不固執,只不過現在他已經看不見了,不知道托他下巴的是我的手。他無法通過觸覺感知我。
  觸覺。突然想起,我幾乎從來沒有與爸爸有肌膚上的接觸。
  小時候我跟著媽媽和祖母在鄉下,他在上海工作,偶爾回鄉一次,幾乎沒有抱過我。不是他不想抱,而是過于疼愛我的祖母和母親擔心他抱不好。
  等我長大,與各種朋友見面時會握手,但與爸爸相見卻不會。我叫他一聲,笑笑,他應一聲,也笑笑。
  后來他行動不便了,走路時我會攙扶他,挽著他的胳膊,卻也不會碰到他的手。他這次走得干脆,沒有留下讓我們給他洗澡、洗臉的機會。
  那么,只有今天,當他的生命已經停止,我才真正接觸到他,他的毛茬茬的還沒有冷卻的下巴。
  爸爸的嘴漸漸閉合了。到今天我才那么仔細地看清,他牙齒潔白,沒有一顆缺損。八十多歲能這樣,讓人驚訝,其實原因很簡單,他畢生不抽煙,不喝茶,由于長年的糖尿病又不吃甜食不喝酒。
  那就更應該閉合了,爸爸,閉住你一口的潔白和干凈。
  
  二
  
  大家都在默默流淚。
  連媽媽也只是捂著嘴在病床邊吞聲哭泣,肩膀抽搐著。她知道這是醫院,隔壁還有病人在搶救,這兒的哭聲會影響那些病人。
  對于親人的離去,余家并不陌生。
  本來祖父祖母生了十個孩子,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業的高級職員,薪俸優厚,養得起。但那年月的防病治病水平實在太低,先病死了三個,后來祖父自己也去世了,留下七個孩子給祖母。一個沒有工作的婦女在完全斷絕經濟來源的情況下要養活七個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幾乎所有的人都勸祖母把孩子送掉幾個。祖母斷然拒絕,說了一句正巧與一部當代電影的片名一樣的話:“一個也不能少。”
  祖母懂得,那么多孩子,在培養上只能抓重點,大伯伯死后她看中了最小的兒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作為重點培養對象。于是,她安排所有的孩子輟學做童工,大家合力讓叔叔繼續讀書,至少讀到高中畢業。
  然而,還是喪事不斷。她想攥住每一個孩子,卻不得不一個個放手,攥住間和放手間的母親的心,無法度量。直到晚年,她呼叫我們眾孫子的名字時常常失口,叫了一個她的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看我們發傻,她立即更改,更改出來的又是另一個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一換好幾個,一群她沒能攥住的骨肉,我們無緣謀面的長輩。
  最后她才叫對我們的名字,叫得很輕,說聲“你看我”,便兩眼發直,很久很久。
  
   三
  
  那樣一個饑寒交迫、喪事頻頻的家庭,我媽媽居然嫁過來了,這不能不佩服我的外公朱承海先生。
  朱家可算一個豪門,外公的父親朱乾利先生由浙東一個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我曾經見過一本,印制考究的紀念圖集,沈鈞儒先生題詞評價他是“商界泰斗”。這可能是悼念期內的夸張之言,卻也不至于惹人笑話。據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染料市場上發了財。
  到外公一代,幾房兒子分了家,各自都分到一些企業,但外公完全不會經商,“泰斗”之氣全無,只知書畫棋酒。
  那天在上海,外公與一位叫余鴻文的老朋友一起喝酒,隨口提起了我爸爸。余鴻文先生嘆道,余家如果不是突然變得如此多災多難,這個忠厚的后生實在可以成為嫁女的最佳候選。
  當時外公隨手拿起那杯半溫的黃酒,說了一句:“這個后生,可以成婚。”
  訂婚在上海。訂婚時男方托媒人提出,目前對余家來說,安家在上海有點昂貴。能否先讓新媳婦陪著婆婆到鄉下住,由新郎一人在上海謀生,以后再作道理?
  外公說:“那么干脆,婚禮也可以在鄉下辦。”
  媒人問:“到余家已經夠苦,再到鄉下,小姐受得了嗎?”
  外公說:“她沒吃過苦,但吃得起。”
  媒人把這番對話傳給我爸爸聽,爸爸傻立半晌,心想不管怎么樣我遲早總要把這個家帶回上海。
  訂婚的時間,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地點在上海,這天是星期一。
  結婚在兩年之后,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地點在余姚鄉下,這天是星期二。
  悠悠鼓樂從朱家響起。媽媽華麗的花轎抬出了高大精致的花崗石墻門。經過平整的青石板鋪成的寬闊門場,越過一條“穿堂”,便到了河邊。船碼頭上有嫁妝在小心搬載,花轎不上船,只沿著河邊一道道纏滿藤蔓的竹籬,走上了田邊小路。
  過了一座小小的老橋,便到了一個叫高地地的小村,那正是余家的所在。全程不足半華里,但這半華里,山高水長。
  余家處處張燈結彩,然而誰都看出來了,這是出于艱辛的布置。不像朱家,越不事涂飾,就越顯富貴。
  一個大家閨秀如此下嫁,驚動了方圓幾十里的鄉親,更嚇傻了媽媽的同學,他們打賭、辯論,還派出代表到余家附近偷看。
  媽媽發現后大聲邀請,他們卻逃走了。過了一年再來看,看到了媽媽懷里的我。
  我出生那天正下雨,祖母說,等天晴了到廟里請和尚取一個名字,現在先亂叫一個小名吧,秋天,下雨,順口叫。
  天晴后去廟里,和尚取了個名叫長庚,祖母道謝回來后又擔心了,因為村里已有兩個同音名字。
  她居然沒有想到讓躺在床上的孩子他媽發表一點意見。這不是她霸道,而是由舊時代浙東地區婆媳倫理的迷誤所帶來的疏忽。
  媽媽靦腆地說:“還是前兩天您起的小名好,我寫信,讓他爸爸定。”
  于是,留住了這個名字,留住了那天的濕潤。
  
   四
  
   媽媽有一個姐姐,我的姨媽,已在我媽媽出嫁前一年,嫁給了上海一個富有的王姓企業家的公子,可謂門當戶對。
  說起來,論當下財富,朱家已遠不及王家,但在門庭的高低上,朱家還可以擺擺架子。因為我外公的父親朱乾利先生的地位聲望,毫無疑問遠超王家的前輩。朱家的另一個優勢是姨媽漂亮,這在當時上海的場面上,已經相當重要。
  按照現代美女的標準,我媽媽大概算不上,因為個子矮了一點。我的二舅舅直到前些年還在給我說:“你真不知道你媽媽年輕時有多漂亮,在河邊一路走過去,河的這邊那邊所有的人都在背后看著她。”
  我說:“河邊?那你是說鄉下了。在上海就差一點,上海講究身材。”
  媽媽的這個缺陷,姨媽全給補上了。挺拔、美麗,再加上多年富貴生活的濡養,使她有一種足以指揮街市間一切男女耳目的傲氣,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躲閃、羞澀,一派爽利直率。這種性格特征,與我媽媽一對比,正恰相反。
  當外公決定,大女兒嫁給富貴的上海王家,小女兒嫁給貧困的家鄉余家,她們的差距就更大了。
  但不管怎么說,孩子們都喜歡姨媽來,既熱鬧又體面。
  也有一個回憶讓我不太舒服。
  姨媽在上海,每年會到鄉下看外公,聽說她要來,外婆就非常緊張,不知怎么招待。外婆是姨媽和媽媽的后母,這個身份使她更緊張,好幾天連走路都是跌跌撞撞的了。
  姨媽回鄉后的第二天,我媽媽必定去探視,不是探視她,而是探視外婆,外婆又必定在我媽媽肩頭曲幽地哭。媽媽輕聲地勸外婆:“阿姐沒有惡意,她月講究上海派頭,忘了這是鄉下。”
  當時我已懂事,每年仰頭看著這一切。后來,我身邊又多了一個站在一起仰頭看的男孩子,那就是我的表哥王益勝,姨媽的兒子。但他完全聽不懂鄉下方言,也不知道彼此關系,一臉茫然。
  姨媽是紅顏薄命,丈夫早早因病去世,她那時才二十多歲,卻下定決心不改嫁,努力把我的表哥王益勝拉扯大。她說,這是學習我的祖母。
  
   五
  
  余家的災難也在延續。
  早在我出生之后不多久,祖母又經歷了一次喪親之痛。這次是她沒有攥住的第八個孩子,我的姑媽。
  姑媽剛滿十歲就去做童工,這種經歷很容易讓人天然地傾向社會革命。幾年之后,她漸漸長大,成了工廠里罷工的領袖。據爸爸和叔叔后來回憶,種種跡象表明,她當時很可能已經是共產黨地下組織中的一員,而且多半還是負責人。但她沒有等到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那一天,在極度的勞累中生下女兒后難產而死,而她的丈夫又到北方參加革命去了,杳無音訊。
  在靈堂上,祖母看著自己孩子的第八具遺體,開始懷疑自己當年的決心。
  撫養的決心,并不等于撫養的能力。她看著哇哇大哭的嬰兒,真想伸出手去抱住,但她又猶豫了:‘‘我抱過的孩子都一個個輪著走了,我怎敢再去抱孩子的孩子?”
  她并不是責怪自己手氣不好,而是終于明白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世中,一個女人的力量究竟有限。她當時最希望的,是幫助這個孩子找到遠去的父親。
  就在此時,嬰兒的哭聲停了。祖母抬頭一看,她的最小的兒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一把抱過了孩子。叔叔剛剛成年,他大聲地說:“我這輩子不結婚了,養這個孩子!”
  這話現在的青年可能聽不懂,在當時卻是一個狠誓。因為叔叔已經懂得,要養活一個人很難,要讓一個還沒有出現的新媳婦在如此艱難的世道中接受并養活一個別人的孩子,更是不可設想,所以他決定放棄家庭。
  孩子又被另一雙手奪走了,那是我爸爸。爸爸盯著叔叔的眼睛說:“我來養。我們已經有了秋雨,加一雙筷子就成。你必須結婚!”
  叔叔知道爸爸在祖母面前命令他結婚的理由。余家那一輩,只剩下他們兩個了。
  叔叔感激地看著我的爸爸媽媽。他的感激,倒不是因為要他結婚,而是因為可以去做他想做的重要事情了。
  他受姑媽的影響,思想也傾向于社會革命,此刻他要完成自己的學業,然后準備悄悄地離開上海,到蘇北或安徽參加革命,做一名他理想中的知識分子革命者。
  于是,表妹就到了我家。學會說話后,叫我的爸爸為“舅舅”,叫我的媽媽為“舅媽”。這是爸爸:媽媽的意思,總希望她找到自己的親爸爸。后來打聽到她的親爸爸已在東北的丹東市定居并結婚,也生了不少孩子,她如果過去,反而彼此不便,就徹底成了我家一分子。
  我又有了三個弟弟,家境立即變得十分拮據,但爸爸、媽媽和祖母都心照不宣,再困難也要把表妹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上。
  叔叔果真下決心去了安徽,可惜已經解放,不再有烽火硝煙中的英雄樂章。他先參加了土地改革,再參加治理淮河,深感那里的貧困,決定不回上海了,選了一家新四軍留下的蚌埠東海煙廠,做了一名技術人員。
  一直沒有結婚,他似乎一直記著當初的誓言,努力把結婚延后。他總想著塞點錢給爸爸,爸爸用手一擋,“你還要結婚!”
  
   六
  
  祖母無名。
  只知道她姓毛,嫁給我祖父后就不再有自己的名字,成丁“余毛氏”。我估計連大大咧咧的祖父也未必知道他妻子曾經有過的名字。
  她比毛澤東主席大一歲,應該算是同齡人。近來有歷史學家考證,毛澤東主席的祖輩也是從浙東到湖南去的,與蔣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也即蔣經國先生的母親毛福梅女士屬于同宗。這事情細想起來有點好玩,所以人們也就不去細想。我祖母顯然出自浙東毛家,是否與誰同宗,也不細想了。只知毛澤東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后處處需要登記名字,登記人員寫下一個“毛”字后用目光詢問她,她說:“你隨便寫一個吧。”
  登記人員是個年輕的姑娘,這樣的事情在當地婦女間已經遇到不止一起,也就不假思索地隨手寫下兩個字。祖母不參加社會活動,因此也不太用得著這個連她自己也記不住的假名。 那就是說,余家艱難的傳代事業,竟然是這位誰也不知其名的老太太完成的! 我小時候曾和弟弟一起,天天做著為祖母猜名均游戲。那時祖母非常需要我們為她敲背,我到長大后才知道,這個腰背曾經負擔過多大的重量,而小個的拳頭又究竟能解除多少滲透在筋骨深處的酸南?我們總是先在拳數上與她討價還價,然后便開冶猜名。她的真名肯定問不出來了,那我們就干脆吧這一帶婦女的常用名報個遍,一拳報一個,心想她總會有可能在聽到某個名字后失聲答應,或表情有異。
  但是,排列組合不知多少遍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她從來沒有答應過。
  我想一定已經被我們叫到過了,至少很多次叫著了諧音和近音,而她卻永遠如六朝之山,巍然不力。
   后來我們想出一個狠招,隨口叫一個我們都不喜歡的名字強安給她,讓她惡心,然后不得不說出真名。強安給她的名字叫“素娥”,半俗半雅的不大是味道,便連著叫。叫了十天半月,她只是微笑,不答應也不推拒。
  
  七
  
   那天我們又叫了幾聲,窗外傳來一個響亮的男中音:“誰是素娥?”原來是外公來了。
  祖母立即站起身,招呼一聲:“外公來了,快坐廣便揚頭叫樓上的媽媽下來。
  祖母和外公總有一點客客氣氣的隔閡,一見面,關于“素娥”,一個不再問,一個不再答。祖母聽到媽媽下樓梯的聲音,就轉身到灶間煮茶去了。
  兩位老人的隔閡,不是出于直接原因,而是出于背景。與一個富貴之家結親,按照祖母的性格,既不會激動,也不會害怕。她唯一擔心的是余家在整個典儀中,由于她掌持不當而丟份。因此她從兒子訂婚到結婚的兩年多時間里密切關注朱家動態,來調整余家的動作。
  祖母能讀懂朱家的每一個生活細節,因為她也是從一個有頭有臉的家庭走出。
  在這整個過程中,外公沒有任何不妥的言行,卻在毫無知覺中成了祖母心中的對手。
  其實也正是在這種關注中,祖母了解了朱家的傷痛。這是一個處于迅速敗落過程中的門庭,在祖母看來,外公本人有重大責任。外公不慣艱苦,不知奮斗,只知在筆墨娛樂中優哉游哉,好好一副家業已經坐吃山空。這是祖母看不起的。
  她自己正在危境中抱扶起全家,而外公卻在糊里糊涂中把全家推人危境。對此,祖母只能暗自跺腳。
  她有太多拯救朱家的方案,明天就可實施,但她又明白,她沒有發言權。
  在我看來,這是兩個“大人物”的相遇。兩人背后各有一個大家庭,一個是來了結的,一個是來支撐的。一個天天嘆息著“昔日韶華不再”,一個天天默誦著“天無絕人之路”。
  他們的父親,都是十九世紀后期的勇敢闖蕩者,由浙東農民而成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上海人。誰知才過一代,這部歷史的線頭又回到了家鄉。
  外公在吱吱發響的竹椅上剛坐下就摸出了煙盒,祖母瞟一眼就說:“您還在抽美麗牌?那是五卅運動后打造的愛國牌子,我家老頭也參加了……”
  “只是盒子,鄉下買不到好煙。”其實即使買得到,他也已經買不起。
  他端起媽媽剛給他篩下的黃酒酒杯,移近鼻子一聞,說:“這酒我喝淡了,豐子愷最喜歡。” 他從不客氣。 祖母等他走后會對媽媽說笑一句:“都這步田地還豐子愷!”
  
   八
  
  兩位老人關系的進一步融洽,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運動中。
  土改,在結束了多年戰亂的土地上實行了一次財產再分配,給萬千村落帶來了巨大的興奮。但這件事在操作的時候,不是像有些國家和地區那樣采取溫和、理性的方法,而是順著革命和戰爭的浩大聲勢,判定地主是“敵人”,讓貧苦農民來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據說有些地方做得非常過頭,但在我們家鄉卻比較平穩。
  我外公被劃為地主,這使大家感到奇怪。因為他為籌措兩個女兒的嫁妝已賣掉最后的十一畝地,現在只剩下十八壇黃酒。如果要名副其實,應該劃為“酒主”,但土改中沒有這個名頭,只得以“地主”相代。
  按說即使十一畝土地還在,也劃不成地主,只不過外公家從宅第、門庭到生活方式都太貴氣了,比鄉間真正的地主還堂皇百倍,劃上也不冤枉。土改工作隊商量了很久,決定在地主之前再加兩字,叫做“破產地主”,然后再分了幾畝很遠的海邊地給他,讓他參加勞動。
  對這一切外公都很滿意,不滿意的只是“破產”兩字,覺得晦氣。他與工作隊商量,能不能再改一個字,改成“無產地主”,理由是“無”比“破”更徹底,卻在字面上好看一點。
  他壓根兒不知道有光榮的“無產階級”這一說,工作隊里的年輕人本想笑出聲來,后來一想他很有文化,便懷疑他是諷刺,訓斥了他一通。
  既然在運動之中被劃成了地主,那總該像敵人一樣被批斗一下。外公的家由農會作了“封閉式隔離”。大門關上,門口貼一份隔離通告,還派一個農民看守著,不準隨意進出。
  這下祖母急了,他們吃什么呢?而且她估計,外公想不出任何辦法。她自己則是危機處理專家,越是遇到麻煩勇氣越大。
  她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給我媽媽下達兩項指示:第一,中午就由我媽媽拿著紅提桶去給外公家送飯。她說“關監獄還準送牢飯,你把提桶交給看守的農民,他不敢拒絕”;第二,立即寫信給安徽的叔叔,讓他開一張證明出來,證明自己也是土改工作隊員,這樣我家就成了工作隊員的家屬,更容易解救外公。
  事情比祖母預料的還簡單,工作隊由媽媽送飯的事想到了政策,居然很快撤消了封閉。只是勒令外公外婆,不能繼續養尊處優,必須在路邊河灘參加一些公益勞動,例如拔草。
  那天聽到不僅外公,而且連外婆也蹲在我家后門不遠處拔草了,祖母顯得有點慌亂。不是由于外公,而是由于外婆。
  我說過外婆雖是我媽媽的后母,卻與我媽媽極其投合,每次媽媽去,母女倆都避過外公,在樓上輕聲嘀咕半天。但她從不出門,因此只在爸爸、媽媽的婚禮上與祖母見過一面。今天她以“地主婆”的身份到我家后門拔草,對祖母而言,無異于國使來訪。
  祖母一手提著一把小椅子,一手絞著一把熱毛巾一顛一顛地走到外婆跟前,把外婆按在小椅子上,然后抖開熱毛巾塞過去。這時媽媽也跟了上來,祖母吩咐媽媽,陪外婆一起拔草。
  外婆想阻止又不知說什么話,只一味慌亂地喊著:“阿嫂……阿嫂……”
  
   九
  
  爸爸每次回鄉探親,總要到朱家村看看外公、外婆。
  爸爸總覺得,外公如果不從上海回到鄉下就好了。新政權在大城市里行事比較謹慎、謙和,外公的兩個弟弟作為資本家在上海受到禮遇,外公既然已經沒有財產就只能算作一個“待業職員”,哪里會劃為“破產地主”?
  但是爸爸又知道,這事與自己的婚姻有關。為嫁女而陷于貧困的外公,待在上海更加狼狽。當然也可投靠大女兒,我的姨媽,但姨媽閑話多,愛指點,老人不會舒心。幾個兒子自己也都沒有安定,只能指望老實、善良的小女兒照顧了,而小女兒又到了鄉下。爸爸覺得自己作為小女婿沒有出息,無法在上海安頓妻子,結果也牽累了岳父。
  外公每次聽爸爸這么抱歉地支支吾吾,總是瞠聲一笑,“在上海能留幾年?我家墳山在這里,遲早得回來!”
  他所說的“墳山”,是指離他家和我家都不遠的吳石嶺,山腳下有他父親朱乾利先生的墓。這是我見過最考究的私家墓地了,占地大,三面有盤龍白墻環繞。可惜,正因為過于考究,頻頻被盜,越到后來越不成樣子,反而比不過周圍其他的普通墳墓了。
  我祖父的墳墓很普通,也在吳石嶺上,是外公書的碑。媽媽嫁到余家后,看到祖母、爸爸、叔叔很在意墳墓的祭掃,下決心要親自用黑漆把主碑和側碑上的碑文全部涂描一遍。媽媽是用繡花般的細心來做這件事的,因此速度很慢,整整涂描了五天,每天都工作到夜幕降臨后看不見字跡才歇手。在荒僻無人的山岙里,在密密層層的墳墓間,一個剛從上海回去的青年女子孤身一人這么做,把我的祖母深深感動了。以后祖母去上墳,路過朱家村,總會遠遠看看外公家的檐頂,但她還是沒有去拜訪。
  
   十
  
  吳石嶺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山的北邊和西邊,緊挨著上林湖。大約自公元二OO年至一二OO年(東漢至南宋)的一千年間,上林湖的越窯,是中國青瓷文化的圣地,匯聚著無限的歷史精致。據記載,皇家一次就會向這里定制青瓷十四萬件,賜贈全國高官。每年多少次?一次次加在一起有多少件?真是一個天文數字。這里燒制的青瓷還是當時中國與外國進行貿易的主要項目,一艘艘沉甸甸的貨船小心翼翼地從不遠處的明州港(寧波)起錨,駛向日本、高麗、菲律賓、波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唐代詩人陸龜蒙的名句“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可以證明越窯在當時的崇高地位。
  這“千峰”中的第一峰就是吳石嶺。它把翠色映在上林湖里,再染遍萬千青瓷,使得海內外千年杯盞間全是我家鄉的湖山。
  壘窯的石塊,從吳石嶺上采鑿,燒窯的樹木,從吳石嶺上采伐。窯變過程中最重要的烘炭,也在吳石嶺下一堆堆地燒制。吳石嶺是千年越窯的靠山。
  那么,越窯為什么風光了一千年而在南宋末年突然沉寂了呢?幾年前我從一位杭州老人口中聽到過一種動人的傳說。
  老人說,本來越窯到宋代因受到各地同行的競爭,勢頭見弱,但是朝廷遇北方強敵后倉皇南渡,偏安杭州,大建宮苑宅第,對青瓷的需求急劇高漲。越窯離杭州近,一時又興旺起來。
  當時的窯主也姓余,在杭州宮苑豪門間成了一個你爭我奪的對象,因上林湖而被人稱為“余上林”。余上林由于經常安排供貨路線,熟知全國情勢,一天在杭州宮苑遇到一個襄陽籍的太監,便隨口說了句“襄陽已被蒙古軍包圍三年”。太監把這話傳給一位同鄉宮女,宮女又在皇帝宋度宗面前說起,使皇帝大吃一驚,因為當朝權臣賈似道從來沒有給他說起過。皇帝一問,賈似道巧言解釋了幾句,轉身便捉拿了那個宮女和太監,最后牽連出窯主余上林,一并殺害。
  賈似道禍國殃民,終被謝太后罷官遠貶,押解他的是一位會稽縣尉,出于義憤在半路把他處決。半年后,元軍攻人杭州,南宋滅亡。正當兵臨城下之際,一個初春的黑夜,長長一隊貨運馬車來到上林湖畔,押車的一位文官原是余上林的密友,找到余上林的年輕兒子,說車上是宮廷圖書館最珍貴的版本,破城之日一定會被付之一炬,希望能找一個地方密藏。
  余上林的兒子是現在的新窯主,一聽宮廷眼冒怒火。那位文官立即告訴他:“賈似道已被處決,你們余家的仇已經報了。現在,天下斯文的最后一脈,全押在車上。”說著指了指車隊。
  窯主想了想說:“這么珍貴的書,放在哪家宅子里都危險,只能藏到吳石嶺我們開采窯石的一個洞窟里,但是山洞潮氣重,要在四周存放大量的石灰和干炭。上岙倒是有一個現成的石灰坑,但那么多干炭……”
  文官說:“元軍幾天后就會破城,很快就會到這里,等不及了。剛才我看見湖邊有小山似的幾囤干炭,那是誰家的?”
  窯主說:“我家的。但這是我三十六座大窯的口糧,現在已很緊巴。窯火一停,瓷器全毀,窯也廢了。”
  文官一聽,連連擺手,說“那使不得,使不得”。他想千年越窯,已經差點斷送于余上林的屈死,現在只剩一口殘喘,如果連殘喘也斷了,怎么了得?便又加了一句:“窯比書要緊!”
  “不,書比窯要緊!”這是從內門傳出的聲音,窯主的年輕妻子朱夫人奪門而人,與自己丈夫雙目一對。夫妻倆隨即出門,站上一個高高的木臺,齊聲向著湖邊高喊:“各窯熄火!”
  燒窯的工人萬分驚詫,紛紛奔跑到木臺前來詢問究竟,夫妻倆斬釘截鐵般地低聲說:“不要問了,各窯熄火。”
  于是,小山般的干炭運進了石窟,然后抬進一箱箱圖書。封洞時一切都做得不露絲毫痕跡。怕自己和別人失口,窯主夫妻帶著那一群封洞工人遠走他鄉,不知所終。
  越窯的歷史,就此中斷。
  
  十一
  
   我不知道杭州老人所說的一切有幾分真實性,但回想起來,小時候確實聽外公一直念叨:“老話說,上林湖底困石將,吳石嶺里藏古書。”
  這種傳說和老話,大大地刺激了遠近的盜墓賊。他們在吳石嶺里盜墓,總是在墓底挖了又挖,想挖出一條甬道或一個暗室來,找到他們幻想中的那種金箔玉頁的“古書”。結果,在吳石嶺被盜墳墓的景象,比別處更加凄慘,尤其像我的太外公朱乾利先生那樣的墓。
  外公每次聽到太外公的墓又被盜挖的消息,總是板著臉唾罵一句:“一字不識的混球,還想盜什么古書!”
  有一年大旱,上林湖干涸了,發現湖底里真是睡著一個將軍的石像,全身,披胄帶甲。他是誰?為什么睡在那里?都不清楚。但是,由于老話中“上林湖底困石將”被證實,人們對于后半句“吳石嶺里藏古書”也深信不疑了。
  那次我媽媽在吳石嶺仔細涂描墓碑整整五天,祖母心疼她,叫她不必那么講究,她回答的是:“吳石嶺肚里有書,每棵樹都識字,我不能讓它們見笑。”
  “你媽媽姓什么?”幾年前那個向我講了南宋末年越窯熄火傳說的杭州老人問我。
  “姓朱。”我說。
  “真是姓朱?”他笑了,便說,“余上林一定是你家遠祖。他兒子遠走他鄉,但按照我對他的理解,多少年后還一定會拖家帶口地回來。何況他妻子朱夫人的娘家,也在這一帶。”
  “只有他知道古書藏在哪里,但他至死沒說,對嗎?”我說。
  “對。”杭州老人說。
  
  十二
  
  巨大的社會變動使家鄉的祠堂都失去了原來的功能。不再有祖宗牌位,不再有節令祭祀,一座座空置在荒草間,塵封于泥路旁。
  只有吳石嶺這座墳山,成了一個龐大無比的綜合祠堂,依然有香火,有跪拜,有悲啼,有祈禱。這個祠堂無墻無蓋,氣魄之大,就像回到了原始時代。
  山不高,也不低,青黝黝地延綿于南邊和西邊的天宇間。鄉民們抬頭就可看見,見它由淺灰變為深綠,再變為柴赭,再被白雪覆蓋。在鄉民眼里,這是祖宗和自己的共同歸宿,這是家家戶戶的集體終點。
  山,大地的祭壇。
  我們從小喜歡進山。進山,可以參加一個個家族儀式,可以把一束束野花采摘下來供奉在祖宗的墳頭,可以在祭拜祖宗之后立即爬上楊梅樹吃楊梅,然后,到上林湖邊玩水,撿拾一片片不知什么朝代遺落的瓷片。對于山里是否藏著什么古書,倒不太在意。
  山間那么美好,因此,孩子們也就從不害怕墳墓。現在想來,這是湖光山色在撫平人間的生死界限。默默地撫平在孩子們歡蹦亂跳的天真里,使這些孩子們長大之后都達觀開朗,不會為生命的坎坷而多愁善感。同時,他們又始終知道有一個不高不低的空間存在,眾多祖宗正透過樹叢煙嵐關注世間,自己的種種作為都躲不過那些蒼老的視線。
  長大后我曾作過無數次試驗,打聽社會上某些特別怕死又特別邪惡的人物的出生地點。果然,沒有一個出生在這樣的山下,沒有一個朝拜過大地的祭壇。
  小時候有一次姨媽帶著她的兒子益勝表哥到鄉下來,我與他玩了一會兒就把他帶進了山。沒想到他一見墳墓就無比驚嚇,拉著我的手要急著回家。我卻為他的驚嚇而驚嚇,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他的臉,試圖弄清他驚嚇的原因。
  匆匆回家后,姨媽知道情況后向我投來責備的眼光,說:“小孩子,怎么能隨便到墳地里去呢!”
  姨媽說著看了我媽媽一眼,以為媽媽會批評我,誰知媽媽只是對益勝哥說:“別怕,多去幾次膽子就大了。”
  那天正好爸爸也在鄉下,笑著對姨媽說:“鄉下孩子進大山,就像上海孩子進‘大世界’。”
  我連忙問:“什么是‘大世界’?”
  爸爸說:“一個游樂園,角角落落都在玩,以后到上海,帶你去。”
  但以后到了上海,立即覺得爸爸的比喻不妥,“大世界”太不好玩了。
  
   十三
  
  爸爸不怕山,但對山也缺少了解。他雖然也年年進山祭祖,卻總有族親鄉人陪著,前呼后擁,不斷說話,從來沒有機會與山單獨相處。
  山是需要慢慢尋訪、靜靜對話的。
  直到老年,爸爸對山產生了越來越殷切的思念。每次回鄉,必先上山。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在感受生命暮色的同時,遙望到了山際的晚霞。
  現在,他終于走完了在上海的路。他的生命過程主要都在上海,但上海對于他,仍是客居。他終于要回到家鄉,永遠山居,去陪伴祖先,陪伴那些不知藏在哪里的古書。
  已經排定了送他回鄉的日子:冬至,即二OO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距離這個日子還有一段時間,按照古人的說法,我應“守制”。我在守制期間要做的事,是努力回想他和其他長輩的事。但是我的記憶十分有限,只能一次次追問媽媽。
  媽媽說:“你不問,差一點兒全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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